时人在讨论辛亥革命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大清王朝在革命后进入历史深表惋惜，以为这一结果实际上开启了此后百年中国乱局，因而他们主张告别革命，特别是要告别辛亥革命这样的革命，重回革命前的状态，也就是君主立宪道路。如果这个说法仅仅出于对现实的焦灼，在很多时候也确实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将这个说法作为信史，以为辛亥革命真的搞乱了搞糟了，真的是此后百年混乱的根源，那么这个说法其实就是不太了解这段历史，至少不知道从君宪到共和的关键在哪里。
战争的最高境界
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征，试图武力征服，恢复秩序与和平。然而武力恐吓并不见效，不仅湖北新军不愿屈服，反而使湖南、山西、江西等省新军像得了传染病一样相互感染，遥相呼应，一拨接着一拨闹光复闹反正，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突然间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尴尬局面。
湖北新军和各省新军起义的目标很明白，他们在最初阶段并不是追随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什么共和民主理想，他们的政治诉求就是那么简单直接，就是要朝廷纠正5月8日皇族内阁和5月9日铁路干线国有化这两项错误政策，最大限度满足立宪党人对政治权力分享的要求，最大限度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权益。只是清廷在这个问题上自以为无错，因而始终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湖北新军和各省新军相继起事的根本原因。
各省新军其实只是晚清军事改革的派生物，大致上说属于各省行政当局地方武装，其装备、训练等战争能力相当有限，因而尽管各省闹得很凶，只要中央新军即北洋六镇不出问题不闹事，大清王朝依然有办法稳住阵脚。所以武昌起义发生二十天，清廷都不愿对各省要求给出一个正面的负责任的答复。
清廷的拖延终于引起了中央新军的愤怒。10月29日，也就是武昌起义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驻扎在滦州的北洋第二十镇将领张绍曾等联名通电，要求朝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以定国危而弭乱。这终于使朝廷大梦惊醒，摄政王迅即下诏罪己，宣布废除皇族内阁，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宣布皇族不再干政，宣布按照北洋将领提供的政纲尽快改定宪法。总之，朝廷在中央军的压力下立即原形毕露，摆出一幅一切好商量的面孔。
根据清廷宣布，袁世凯责任内阁11月16日正式发布，被拖延被扭曲的君主立宪政治改革应该说由此重回正确轨道，完整的君主立宪改革也就只剩下一个正式国会的召集，因而先前比较紧张的武装对峙在这个时候出现缓解的迹象。
两天后（11月18日），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将先前比较强硬的冯国璋从武昌前线调回北京，担任禁卫军总统；调段祺瑞出任湖广总督，并接替冯国璋遗留下的北洋第一军总统职务，负责武昌前线善后事宜。
段祺瑞是北洋将领中肯动脑子善于学习，并具有新思想的人物，他或许知道战争永远只是政治的不得已手段，政治家的最高境界一定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解决是一切冲突的必然选择，所以当段祺瑞11月28日抵达汉口接任湖广总督后，立即下令停止炮击武昌，暗示其部下可以通过各自关系与湖北新军进行联系，寻求解决方案；强调武昌起义只是体制内的一次兵谏，一场哗变，是对朝廷改革不力改革失误的抗争；强调南北新军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别无二致，所以也就不必一定要兵戎相见。
共和成了惟一出路
武昌前线的和平攻势是袁世凯整体谋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段祺瑞就任湖广总督同一天（11月28日），袁世凯奏请朝廷颁发上谕，命刘承恩、蔡廷干前往武昌，继续开导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政治轨道，重开和谈。
刘承恩、蔡廷干与黎元洪间的接触与谈判获得了预期效果，经过武力压制和好言相劝，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在大原则上同意接受袁世凯的建议，南北和解，推动朝廷兑现政治改革诺言，重回君主立宪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