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是一支没有充分国家化的近代军队，新军将领在过去十几年君主立宪运动中都是改革的先锋。在他们看来，自从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不幸去世后，清廷的政治改革不是前进而是后退，皇族对权力的垄断越来越厉害，这些都严重背离了朝野各界1906年达成的政治共识。基本的政治信念和责任心，使新军将士觉得有话要说，这就是湖北新军发难的直接原因。
我们现在不太清楚各省新军相互之间的联系，也不清楚地方新军与中央新军的关系，特别是他们平时联系的方式，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5月8日之后五个月的时间里，热心政治改革的新军将领一定对时局发展有讨论，甚至也会提出一些办法与措施。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北新军士兵10月10日因意外爆炸而发难固然是突然的，但对新军上下而言，或许也是期待已久。
武昌的战事也就只有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参与起事的新军下层军官就来到省咨议局找汤化龙。汤化龙在过去几年是激进的政治改革家，参与领导了几次国会请愿运动，力主中国尽快走上君主立宪的政治轨道。现在，新军将士既然起来了，汤化龙也就只好顺势而为，希望以此震动全国，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一起干，并将军事方面的事情交给了黎元洪。
作为清廷命官，黎元洪与民选的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不一样，他的政治前途和他所受到的教育都使他不可能像汤化龙那样爽快。在经过几天犹豫思考后，黎元洪被迫入伙，因为他毕竟也是湖北人，又是留在武昌城里最高军阶的新军将领，即便从稳定军心的立场，他也有出面统领的责任。
黎元洪的加入，使武昌起义的政治诉求更加明白，湖北军政府的宣言起初也将自己视为大清国债权债务的继承者，好像清廷已经结束，就由湖北军政府继承一样，因而他们在宣言中承诺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所有的债权债务都继续履行，居留在军政府占领地域内的外国人生命财产也由军政府一律保护。这些声明给人的感觉，湖北军政府就是要推翻清廷重建一个新国家。
其实，湖北军政府的政治诉求并非如此简单。他们实际上是以一个比较高的要价迫使清廷在政治上，即在君主立宪和铁路国有两个方面适度让步适度调整，平息民愤，恢复秩序。所以湖北军政府在抛出如此高的要价之后，也愿意与清廷，特别是清廷的特别代表袁世凯进行谈判。而且，湖北军政府并没有为这个谈判设置一个非走上民主共和非推翻清廷不可的预案或底线。一切好商量，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才是湖北军政府的政治底线。
中央军致命一击
湖北军政府拉着架势好像要独立要推翻清廷，其实他在等清廷正面的积极回应，然而等了几天，除了等到朝廷派兵镇压，让袁世凯、岑春煊等人重出江湖负责善后外，朝廷好像并没有积极的回应，根本不提皇族内阁及铁路国有这两件事。
朝廷不愿正面回应，迫使各地新军继续施压。武昌起义第12天（10月22日），与湖北比邻的湖南新军宣布光复；同一天，陕西新军也给予配合，占领西安，宣布起义。23日，江西驻九江新军宣布光复。这一系列事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究竟是怎样互通声息互相配合，我们虽然不清楚，但我们相信各地绝对不是自发的，不是毫无关联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逼迫朝廷收回成命，恢复秩序。
两湖及陕、赣的动**引起了朝廷关注，朝廷在启用袁世凯、岑春煊等能臣的同时，也想着怎样化解这场危机。26日，朝廷接受资政院弹劾，将力主铁路国有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将没有处理好成都风波的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四川总督赵尔丰交内阁议处；并下令释放被赵尔丰诱捕的四川咨议局及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等人。清廷对各地新军相继发难终于有了正面回应，企图找出几个替罪羊平息民愤。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在过去几个月的政治风波中，各界争执的焦点就是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清廷必须对这两个问题有交代。
各地新军的起义和光复应该说已经给清廷很大压力了，但是各地新军毕竟只是地方军，清廷手中还有最重要的王牌，实力最强大的中央军，也就是袁世凯曾经统领的北洋六镇毕竟还是朝廷的柱石，只要北洋系不出问题，朝廷就安全。各地新军起事固然很烦人，但天毕竟塌不下去。
清廷的底气是对的，然而清廷对北洋六镇的控制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当朝廷的政治决策发生问题时，原本就没有国家化的北洋六镇理所当然站出来表达立场。10月29日，驻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统蓝天蔚等电奏朝廷，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又奏政纲十二条，要求朝廷实行。这些要求，其实就是对湖北新军及各地新军的直接回应，主要有立即召集国会，改定宪法，赦免一切国事犯，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任，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滦州兵谏。这里并没有什么革命性质，纯粹是体制内抗争。
滦州兵谏的主力为中央军，他们振臂一呼终于吓坏了清廷。通电发表的当天，资政院立即通过决议，奏请朝廷将宪法交给资政院尽快改定。资政院的另一个决议是，奏请罢免亲贵内阁，特简贤能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使组织各部国务大臣，负完全连带责任，以维持现今之危局，团结将散之人心。
资政院的决定迅即获得朝廷积极回应。第二天（30），摄政王以小皇帝的名义下诏罪己，承认三年来用人无方，施政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敛衽，则动违舆论。发誓一切从头开始，咸与维新，实行宪政：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改组资政院，修正宪法；解散皇族内阁，公举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按理说，武昌起义的政治诉求至此基本实现，一场折腾了近半年的政治动**应该就此结束。
然而想不到的是，朝廷的决议无法获得完全执行，辛亥革命至此只是度过了前半程，君宪主义能否实行又增添了新的变数。
在立宪的反对者看来，君与民从来都是对立的，利于君就不利于民，利于民就不利于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