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关键，只是由于后来的民国历史将革命弄成了关键词，因而关于武昌起义的性质，也就总是往革命靠，那些新军下层军官或士兵组织的读书会成了很早就觉悟的革命组织，武昌起义的最初目的就是要推翻清廷推翻帝制，就是要重建一个汉民族的共和国，就连清廷命官黎元洪一出场也就是参加革命。这种泛革命化的表达固然有意义，但毫无疑问与历史真实略有差距。武昌首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省新军起义，直至滦州兵谏，其性质只是体制内抗争，其目的就是希望清廷遵从民意，改正错误，重回君主立宪的正确轨道。这是研究辛亥革命的关键，否则就不容易理解这场大变动的意义。
新军起事两大动因
引发武昌起义的因素只有两点，一是1911年5月8日发布的责任内阁名单。这个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一个君主立宪国家的名单，不幸被既得利益集团弄成了一个亲贵内阁，或称皇族内阁。13个内阁成员中，竟然有9个来自皇室或皇族，来自平民或军功出身的汉人，只有4个。这个比例显然失衡，因为按照改革前中央各部院“双轨制”配置，如果内阁成员为13人的话，那么非皇室、皇族的成员怎么也不会少于6人，占百分之五十稍弱。现在，清廷假借改革的名义大肆收权，这怎能不让以汉人为主体的南北新军郁闷？
第二触发点是引起举国震动的铁路国有化政策。新内阁成立后宣布的这个政策按理说原本是个好政策，对于化解各地铁路建设中混乱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都有很重要的防范。尤其是针对四川川汉铁路公司筹集大量民间资金而不修路，应该说是一个及时的正确举措。但是清廷的这个宣布引起了各省普遍反对，因为除了四川之外的各省虽然在铁路建设中也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确实是在认真修路，现在朝廷一句话就将先前的约定一笔勾销，这无疑被民众被投资人视为不负责任，是与民争利，是国进民退。
当铁路干线国有政策酝酿时，各地民众在民族资本即中产阶级影响下，通过各种方式向朝廷表达了不满情绪，尤其是湖南人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最先站出来反对。湖南各界人士奔走呼号，上下串联，全省沸腾，舆论哗然，大家虽然弄不清政策的真实用意，但总感觉这项政策是对他们利益的剥夺。当民权意识、私有财产意识刚刚被人们接受的时候，将先前允许私人资本介入的基础建设收归国有，这显然是政府与民争利，这当然引起有产阶层的反对。
5月14日，湖南各界最先举行万人大会，要求朝廷收回成命，维持原议，继续铁路商办政策。湖南人的强烈要求和悲情引起巡抚杨文鼎的同情，杨文鼎硬着头皮给朝廷打了一个报告，请求朝廷稍作让步，至少不要激化矛盾。然而朝廷在盛宣怀等人误导下，自以为既然政策的出发点是对，就没有退让的道理，反过来要求杨文鼎强硬对待，不准聚会不准串联，试图以镇压的办法将一切反抗铁路国有的人给压制下去。朝廷的强硬并没有化解湖南的危机，相反到了6月初，湖南局势几近失控，省咨议局议员全体愤而辞职，全省学堂相继罢课，全省商人一律罢市。
与湖南山水相连的是湖北，湖北较湖南的反应更早更强烈。4月26日，当湖北人获悉清廷可能要出台这个政策时，就推举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赴京请愿。临行前，数千人在咨议局举行欢送大会，演讲者将这项政策比喻为卖国政策，指责清廷将大好河山奉送给列强，与其让腐败政府丧权辱国卖国，不如推翻腐败政府，寻找一条救国新路。说者伤心，闻者堕泪。群情激昂中，留日学生江元吉割肉血书，以“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十六个大字激励湖北人民。
湖北新军就是湖北人的子弟兵；湖南、湖北，又是湖广总督辖下的一个行政单元，两省的政情不能不引起两湖新军的高度关注。
湖北军政府的政治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