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体西用”共识支撑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那么朝野各界达成的君主立宪，就是近代中国第二个重要共识。只是由于后来发生了意外，这个共识没有获得实践的机会，因而也就没有多少实际影响。历史的发展虽然说不上什么遗憾不遗憾，但中国缺少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这个中间环节，直接由君主专制过渡到民主共和，这实际上给后世中国预留了许多麻烦。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君主立宪到了关键时刻无法实现，顷刻破灭了呢？说起来就是那个庞大的利益阶层即皇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结果就是既伤害了国家，也损害了皇族。
食利者阶层走向前台
什么是皇族，用最简单的语言说，就是两百年前跟随爱新觉罗家族打江山的那批满洲各部落头领的子孙后代，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政治新贵，也就是一个围绕在皇室周边的特殊利益阶层。他们不是皇室当然成员，但与皇室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爱新觉罗的江山当然有他们的贡献，也有他们的股份，但说到底，爱新觉罗家族的家长是皇帝，是大清国的董事长、法人代表，这些皇族充其量不过是持有股份的股东，最多是个份额比较大的股东而已。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皇权具有至上权威，尽管这个至上权威也是这个统治集团集体赋予君主的。但是权力的异化是个普遍现象，贵族统治集团将权力授给了君主，君主在专制体制下就有权对个别违反游戏规则的贵族给予惩罚。所以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原本就是家天下，朕即国家是那时的原则，所以那时的皇亲国戚反而不敢过分乱来。皇族干政的问题在清代前中期并不严重，皇权中心基本上能够把握住大局，能够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清代皇权中心发生偏移，或者说皇族开始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大约是从恭亲王开始的。恭亲王与他的嫂子慈禧太后于1860年通过并不太合法的途径获取清廷的实际权力，大清国的权力表面上归属于同治帝，表面上由慈禧皇太后和慈安皇太后联合垂帘听政，其实大清国的实际权力是由恭亲王掌握的。这多少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因而不论是皇室中的两宫皇太后，还是实际权力拥有者恭亲王，对于皇族中出任政治职务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尽量不冲突。结果就是自1860年至1890年代初光绪帝亲政那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许多王爷如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等不再安分于那些尊崇的地位和俸禄，反而像恭亲王一样辛辛苦苦进入实际政治，由王爷而大臣而军机而首席军机的情形越来越严重。等而下之，如庆亲王长子载振先后担任商部、农工商部尚书，镇国公载泽先后担任出使各国考察宪政大臣、度支部尚书；肃亲王善耆相继担任崇文门税监、步军统领、民政部尚书等。他们虽然在晚清政治发展中有过许多正面影响乃至贡献，但皇室宗亲出任政府要员实际上对皇室必定具有相当伤害。像贝勒载振1907年在天津惹出杨翠喜案，决不是一般的名士风流，这种事对皇室的伤害决不应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