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满洲人入关定鼎中原时，确实遇到剧烈反抗，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单单这些历史名词就会让人胆战心惊。不过，经过几十年强硬镇压和柔性安抚，满汉之间的冲突慢慢消解，除了一些具有浓厚种族意识的大知识分子外，中国人实际上已接受了满洲人统治中国的事实，种族之间的融合虽说没有全面开始，但在下层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已不再那么激烈，即便到了鸦片战争，汉人也没有利用外部危机而发难。直至甲午战后，方才发生孙中山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种族革命。
从维新到新政
甲午战争的真相，国内民众根本不知情，即便是读书人也没有多少人明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在近代中国的意义。只有从国内前往檀香山的孙中山在那里看到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并在外国舆论的影响下逐渐意识到中国军队无能腐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军队本身，而在体制，在清廷的腐朽统治。这就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
孙中山是一个坐而言起而行的革命家，他是这样认识的，就要这样行动。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三个月后，孙中山就在香港数度游说日本总领事，希望日本政府支持他武装反清。那时中日战争还在进行，按照孙中山的设想，日本人一定会和他合作共同推翻清廷。然而，日本的战略目标并不是推翻清廷重建一个新政府，他们的目标除了领土、赔款，最重要的就是开放中国市场，准许日本资金自由进出。日本政府不可能支持孙中山这样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孙中山的第一次广州起义还未发动就失败。
这场未遂的广州起义究竟对清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还没有直接证据去证明。可以肯定的是，清廷在此前后开始的维新运动，多少具有防范革命发生的背景。维新运动就是要解决体用两分，本末倒置的问题，就是要像日本那样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某些改革。这无疑是对甲午战争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一种曲折迂回的回应。
维新运动顺利进行了三四年，不料到了1898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胶州湾危机促使原本平和的政治变革加速进行，在稍后的一百天里，年轻的光绪帝发布了数不清的御旨，恨不得一夜之间将中国引领至日本明治维新的轨道。
激进的政治变革无疑超过了社会一般承受力，引起了反弹，引发1898年秋天那场政治大逆转，维新终结，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中国人的面前。
那时的改革，其目的就是一个，即怎样引领中国走上世界，成为与东西洋各国一样的国家，就是要克服先前几十年盲目自大以自我为中心的什么中体西用。然而我们看到，当维新运动终结之后，所谓政治上的大逆转，恰恰与近代中国的大方向背道而驰，清廷不是引领中国迈向世界，而是利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将中国与世界隔绝。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可能有许多原因和背景，只是统治者在面对这场民粹主义运动时，确实没有光明磊落，确实有利用其排外情绪以化解政治困境的企图。
义和团运动是中华民族的政治悲剧，当这场运动烟消云散，中国重新踏上新政路途。清廷在1901年的新政宣示，表面上看是一种自主行为，其内里则是1901年《辛丑条约》所表达的“辛丑共识”：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尽快缩小与世界的差距，尤其是观念上的差距。这就是“辛丑共识”的意义。中国从此又迈上了一条正确道路。
“三个有利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