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著作（日本和中国都有）认为，明代倭寇的主要成分是失去身份的“武士”，他们迫于生活无着出海抢劫。我记得自己上中学的时候，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是采用这种说法。但事实是不是这样？依据中朝双方的史料看，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出海占据殖民地，至迟从明初，以至今日，就是日本朝野的一贯国策。而明嘉靖年间的“倭祸”绝不是简单的“浪人”抢劫，而是有目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殖民战争。
倭寇自明初就开始袭扰朝鲜，当时的主要攻击地点是朝鲜西南海岸的“罗州”，而且早在明洪武年间，倭寇就已经在朝鲜沿海占据岛屿常住——
《高丽史·辛禑世家》高丽王辛禑十三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五月，契长寿还自京师，钦奉宣谕圣旨曰：“……我的言语，这里册上都写着有。大抵我的话紧则要他至诚。那里岂无贤人君子？必知道这意也。你对那宰相每说，他只是占田土，占奴婢，享富贵快活，也合寻思教百姓安宁，至至诚诚的做些好勾当，密匝匝的似兀那罗州一带筑起城子，多造些军船，教倭子害不得便好。你却沿海每三五十里家无人烟耕种。又说倭子在恁那一个甚么海岛子里经年家住，也不回去，恁却近不得他。这的有甚难处？着军船围了，困也困杀那厮！”
至嘉靖年间，倭寇对中国的袭扰达到了颠峰。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倭寇的目的就是抢劫，没有深意。日方也多次解释，这是日本国民的个人行为，政府管不了，更没有参与。但也有人已经敏锐地发现，倭寇之心深不可测，其叵测用心远非抢劫——
《玉堂丛语》卷2：“倭事起，上以所**多徐阶乡，而阶又晓畅军事，以故数数询问。时抚按亟告急请兵，而职方郎谓兵发则倭已去，谁任其费？尚书惑之，阶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阶上疏争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贼久矣。今据抚按奏报，或云来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抢而在扰，势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验之。而部臣于千里外，乃能隃度贼之必去，又隃度其去而必不来，而阻援兵不发，置此腹心地于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计当发与不当发耳，不当发，则毋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置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而委贼，臣又所不能解也。’尚书乃惧，请发精卒六千人，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将焉。国已老，逢时敢深入而疎，骤击倭，胜之，前遇伏溃。当事者方以发兵为阶咎，冀因而摇阶。而阶复上疏，谓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复仅左降，此何以劝惩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储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报可。”
由此可见，倭寇的用心，无论是对朝鲜，还是中国，都“意不在抢而在扰，势不欲去而欲留”！徐华亭和明世宗可谓有远虑！而至万历二十年，日本公然发兵侵入朝鲜，神宗最终下定决心入朝应援，更是有远见卓识的决定。
做学问也要讲良心，如果是学问没做透，人云亦云者还可以原谅；如果是心怀叵测，为虎作伥就是汉奸。
记得厦门大学有一位姓戴的老先生，这里就不点名了。多年前曾经专门写了一本书论述倭寇的组成成分，其结论是，倭寇中的日本人很少，大部分是中国人装扮的。这一结论深受日本学者的欢迎。进而有人以这一结论为依据来说明明代倭寇不仅规模很小，且胸无大志，以劫略为务。根据现有史料看，确有一些中国沿海的浙江和福建人扮成倭寇，他们或依附倭寇，甘为前驱，或干脆自己上阵，李代桃僵。但这绝不是主流，也掩盖不了倭寇志在殖民的狼子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