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唐高宗武后那时，唐朝那套以农民为主，征召战士的府兵制度基本完蛋了，折冲府（国防部）无兵可交，一旦国家有事，怎么办？安史之乱，让无兵可遣的唐朝吃尽苦头。幸亏郭子仪有办法弄出一支军队，再塑李唐，否则唐朝提早完蛋了。郭子仪搞那套呀？他当然不会搞李唐搞过那套己经证明行不通的征兵法。李唐那套怎么搞的？读过杜甫《石吏壕》的人应该有点印象，“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妇出门看，老翁逾墙走。……”李唐那套靠欺压农民的征兵制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郭子仪如果还兴那一套，一个兵也拉不来。郭子仪绝不是脑残之辈，他首创在民间招募勇敢的做法，说白了就是雇佣兵役制，因郭子仪这么一弄，中国从此就诞生了职业军人这个行业。
自唐朝末年实行雇佣兵役制以后，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皇朝都是由中央政府拔款招募士兵的。这雇佣兵役制的实行，对皇朝统治秩序的稳定有得亦有失，一方面国家不再强制征召老百姓当兵，当兵成为自愿行为，大大缓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实行雇佣兵役制对封建皇朝的国防来说，也不见得是好事。
唐末宋初，雇佣兵役制初建草创之际，军权掌握在地方藩镇头头手中，直接威胁皇权，常常出现强臣压主等大逆不道的事情。如朱温易唐；宋祖赵匡胤陈桥黄袍加身，俱是实行雇佣兵役制带来的流弊。正因为如此，赵匡胤才导演一场“杯酒释兵权”的大戏，把军权收回中央，不这样做，他睡不着安稳觉。
兵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皇帝可以睡安稳觉吗？国防稳如泰山吗？而后来历史证明，事情恰恰相反。在那个朝代，西方一些国家也实行雇佣兵役制，但西方是个契约制社会，一纸契约明确双方利益关系，大家都按规定办事。雇佣兵们都有职业道德、职业精神。
但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个人情社会，所谓“军中无戏言，立下生死状”的事情并不多见，仅存传说之中罢了。因为皇帝并没有跟兵部尚书签订契约，明确双方利益和责任；长官也没有跟士兵签订契约，明确双方利益和责任。一切形同儿戏，上面拨下一笔款子，下面的官员写张类似招工广告的公榜招聘勇敢若干，有人来报名当兵，按个手印，造个花名册便万事大吉，剩下的事就是等朝庭按时发饷了。这哪里象一个国家招兵，跟一个土豪劣绅雇佣长工没有区别。在权利不明确情况下，养兵如圈养犬羊，几钱银子养人不胖饿人不死，如何收卖人心？如何叫士兵死心塌地为国卖命？你指望人人都拥有文天祥、岳飞这样高的政治觉悟吗？穿着补丁裤子饿着肚子也要精忠报国吗？这种靠道德自律的做法显然是不靠谱。
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雇佣兵役制催生出来的士兵和军官都是怪胎，兵不象兵，官不象官，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宋代军营专门收容失去土地的难民和城镇流氓地痞作为补充兵力的来源，以便减少难民和城镇流氓地痞对社会的威胁，军营倒象个收容所，而不是代表国家拓土开疆的强力机器。明朝基层军营也基本上传承宋朝军营的陋习遗风，甚至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到了明朝中叶，这部巨大的军事机器已经千疮百孔，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克扣军饷谎报军员的将领，不堪重负的士兵，都使得军户的大量逃亡司空见惯。到了嘉靖年间，军户的逃亡率已经高得吓人，大量卫所形同虚设，有的卫所竟然只剩下一个人！就连滨海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卫所都只剩下30%的兵员，更要命的是，因为国家承太平已久，将领和士兵的素质都差得惊人，有的世袭将领连马匹都不会骑，连旗帜都弄不清楚，平时和同僚喝喝酒、吹吹牛就算是尽职了，而士兵更是战斗力低下，忙于屯田，乐于领饷，就是不会打仗，上阵一触即溃。前线官员章焕曾上疏皇帝，痛心疾首地描绘前线官兵说：“上阵如同儿戏，将无号令，兵无纪律，往往隔着敌人老远开完火、放完箭就算完事，临阵脱逃、杀民报功数不胜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