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发生了根本转折，中国人对欧洲文明的价值发生了深深的怀疑，科学和工业文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形态，然而科学的胜利却把人对天的信仰和对自己灵魂的信仰一扫而光，结果是人类依据所谓科学的原则建立起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使人的生活服从于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于是人类不仅听从机器的摆布，而且变得越来越孤立、怀疑、软弱和腐败，毫无生活本有的乐趣与价值。基于这种怀疑，梁启超在欧游归来后发表《欧游心影录》，最先提出中国人继续向西方学习，继续相信科学万能，是否也会像西方一样走向毁灭？
梁启超的怀疑启发了梁漱溟。梁漱溟于1921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昌言中国人应该打消继续向西走的念头，回到东方，发现和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建中国伦理社会，以东方文化的精神文明去救西方文化的物质文明之穷。
梁漱溟的说法自有其偏激的地方，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这些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深入和自觉，至少中国人已觉悟到尽管中国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但这种社会制度必须符合自身传统与特点，无法全面移植。这自然涉及东方与西方两个世界体系的支撑点，即他们赖以发生、发展的哲学基础。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张君劢于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学校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对科学万能的说法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科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因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他列举科学与人生观的五点区别是：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
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张君励认为，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这一切，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按照他的分析，人生观面对或者说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这样九个方面：
第一，我与我之亲族之关系；
第二，我与我之异姓之关系；
第三，我与我之财产之关系；
第四，我对于社会制度之激渐态度；
第五，我在内之心灵与在外之物质之关系；
第六，我与我所属之全体之关系；
第七，我与他我总体之关系；
第八，我对于世界之希望；
第九，我对于世界背后有无造物主之信仰。
张君劢指出，凡此九项皆以我为中心，或关于我以外之物，或关于我以外之人，东西万国，上下古今，无一定之解决者，则以此类问题，皆关于人生，而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在张君劢看来，科学是关乎物质的，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的。基于这种判断，再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对比，张君劢轻而易举地回到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上，认为中国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自孔孟以至宋明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西洋“物质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到底不足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所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才能解决人生问题。所以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唯有返求之于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