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在地质学领域贡献巨大，被视为该学科的开山祖师，他和他的早期同事一起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学科范式，使这门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标志着一个新学科的诞生，在国际学术界拥有自己的影响力和著名学者。此点正如胡适1922年所说：“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
丁文江还被视为地质学领域中的政治家，他充分利用自己丰厚的人脉资源与网络，为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兴盛提供了健康的外在环境，李济后来在评价丁文江的学术贡献时强调，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开荒时期的最大领袖之一，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作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丁文江当然和其他一些学者一样，期待着中国的文艺复兴，但他又和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既不像梁启超那样赞美清代学者以复古为革新的尝试，更没有像胡适那样着力挖掘非儒学派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同构关系，寻找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土壤。丁文江接受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只是他对中国文艺复兴背景的解释却与众不同，值得玩味。他指出，在唐代的自由与艺术文明衰落之后，宋代出现了一股反动逆流，那些打着新儒学旗号的理学家们以一种愚弄人的形式主义毒害知识分子。宋明理学从表面上看是致力于通过佛教思想改头换面成为一种玄学启蒙，实际上是反知识的，是不讲方法的繁琐哲学，是没有信仰的宗教。直至17世纪初，明智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知识感到不满足，再加上政治上的不满强烈刺激了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活跃和探索精神，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从沉睡中被唤醒，开始注意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新思想与新方法，并将这种方法成功地运用到对传世经典的研究上。
这场运动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它始于对传统经典的品评，以引进西方科学和哲学而结束。丁文江指出，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宋应星和徐霞客两人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怀疑博物史中的传统记载，因为关于自然的真理只能通过第一手的观察才能较好地确定下来。而且，由于是把观察到的现象而不是把史书上的记载当作根据，这显然具有近代科学的意味，他们“为了追求真知和达到精神上的满足，餐风宿露，废寝忘食，这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体现”。
基于这样的认识，丁文江将宋应星和徐霞客视为自己的思想前驱，不仅努力把他们的著作从接近于完全湮没中拯救出来，而且自觉地接续宋应星和徐霞客的考察，以“现代徐霞客”的精神激励自己，常年奔波在荒郊野外，以自己的考察验证、检验他们在《天工开物》和《徐霞客游记》中的记载。
当科学成为主义
随着地质调查所的工作成绩逐渐被外界所认知，丁文江在北京文化圈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逐渐与文化界的核心人物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人结识，有的甚至成为毕生好友。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战胜国准备在巴黎召开善后会议，中国因先前的段祺瑞政府执意对德宣战，于是作为战胜国被邀请参加。梁启超、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等民间人士在非官方组织的支持下也来到了欧洲，一是期待在舆论上对中国政府代表团有所声援，二是实地考察战后欧洲的真实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