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不予通融肯定伤透了梁启超的心，十年等待十年忠诚竟然换来这样的结果。这怎能让梁启超再继续忠于朝廷呢？即便从“会闹的孩子有奶吃”这个中国政治规律说，梁启超也必须学会与清政府翻脸。于是，梁启超从清政府政治改革的支持者逐渐疏离，并在关键时刻临门一脚，走上朝廷的政治对立面。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辛亥革命发生后梁启超大肆活动时，严复不去指责梁启超，反而在写给《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的信中大骂年轻的摄政王是“最近一个笨伯”，为什么不能采用变通办法暂时接纳梁启超等人呢？为什么一定要亲手制造一个最有能量的造反者呢？
按照严复的看法，摄政王没有接受梁启超的请求绝对是犯了一个政治上的大错误，至少是将一个原本可凭借可团结的力量推到了对立面，这对后来的政治发展危害极大。
摄政王的拒绝使梁启超等人非常失望，多年的流亡生涯还得继续，只是梁启超在此后转变了斗争策略，他虽然没有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公开合流结盟，但他对清政府和摄政王的批评越来越多，有些批评相当苛刻、犀利，特别是梁启超那支带有**的笔，往往使朝廷和摄政王非常尴尬。“无皇可保”的梁启超渐渐演变成清政府政治的反对者，并毫不犹豫地加入反对清政府和摄政王的大合唱，加入唱衰预备立宪的阵营。根据严复译述，梁启超在他主编的《国风报》中如此抒情：
“哦，中华的子民哪，你们现在唯一的目的（事实上是生与死的问题），是推翻这个毫无价值的、罪恶的政府。其余的政治行动，不论是好是坏，是立宪还是专制，都是不合适和荒谬的。”
梁启超的这段话已经说得足够明白：清政府不论是立宪还是继续专制，都没有继续存在的法理基础和历史根据。清政府必将终结。这就是梁启超在清政府拒不给他平反之后的反制措施，梁启超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反对清政府的政治道路。
此时的清政府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立宪改革，按照清政府既定规划和梁启超等人原先提出的设想，君主立宪毕竟是改变中国政治架构的大事件，应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这是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在时所确定了的。然而，现在皇太后不在了，皇上也不在了，国内的立宪党人不知怎么突然有意改变先前的“有计划政治”，一再向朝廷请愿要求提前立宪。这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国会请愿运动。
梁启超由于无法回国，没有在请愿运动现场现身，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他对这场运动格外上心，派遣同党及门生返回国内，一方面鼓吹加速君主立宪进程，一方面这些同党和门徒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介入各省咨议局竞选，尽量多地占据咨议局的席位。
在鼓吹君主立宪加速的同时，梁启超照样毫无顾忌地唱衰清政府，不断宣称清政府不彻底改革就会被历史抛弃，这些言论当然把握住了敏感的政治边界，再加上当时的中国毕竟很快就要立宪了，因此梁启超的这些言论不仅无法被内务部或各省阻止、压制，各省及内务部当局反而因能够容忍梁启超的那些极端言论而自豪。因此，梁启超的文章与革命党人的数百种报纸杂志便一起流向内地，在不知不觉中深刻影响了读书人的思想，为1911年政治大变动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进入1911年，预备立宪按照修改后的日程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指日可待，革命者觉得无望，就在那年春天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武装暴动。这场暴动后来被定名为“黄花岗起义”。因其死难者中确实有不少梁启超的同党或门生，所以梁启超借着这个机会加大了对清政府的抨击，大有彻底翻脸的意味。
紧接着，清政府又在立宪问题上犯了两个不该犯的错误：皇族内阁和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两个错误也给了梁启超极好的口实。梁启超借机严厉批评清政府政治上缺少起码的诚意，是信用破产；经济上则是不择手段掠夺民众正当财产，明显具有国进民退的意味。假如清政府在此之后能够妥善处理这两个问题，梁启超肯定无法得手，当清政府真的进入君主立宪时代之后，梁启超或许能在立宪体制下重回正途。无奈清政府不愿撤销皇族内阁，不愿调整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终于因此酿成武昌起义，给原本并不一定与清政府彻底决裂，原本准备脚踏两只船的梁启超送来一个不得不做的机会。
梁启超敏感地意识到武昌起义的意义，他迅即制定应对策略，派员潜回国内，策动北洋新军推倒皇族内阁，呼吁立宪党人和各阶层支持立即召开正式国会。这些活动迎合了新军、立宪党人的正当要求，也与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没有太大冲突，梁启超将矛头锁定在清政府和摄政王。
根据梁启超的安排，麦孟华、雷奋、徐佛苏等同党或门徒利用各种关系策动广东及西南各省督抚抢先独立，向清政府和摄政王施压，谋取政治上的控制权和主动权。继而在北方，梁启超又利用与新军将士各种复杂的师生关系，动员新军将领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及皇族出身的军事将领载涛、良弼等人掌握出手控制禁卫军，策动这些军队进攻北京，用武力推倒皇族内阁，逼退摄政王。
为策动军队哗变，梁启超可谓费尽心机。他既马不停蹄在海外筹措巨款以为国内各地义军联络费用和军事费用，又不辞辛苦游走南北尤其是东北，亲临一线与清军中具有立宪思想的将官亲密接触，策动反正，谋划光复。在武昌起义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梁启超活动频繁，影响最大，所以当袁世凯1911年11月16日受命筹组责任内阁取代庆亲王领衔的皇族内阁时，还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竟然被清政府任命为法部副大臣，由政治流亡者一跃成为大清命官。
袁世凯邀请入阁，清政府又批准这个邀请，对于梁启超来说意义重大，这意味着尽管清政府没有为梁启超平反，但先前的那些罪状必将被一阵风吹走。至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前纠葛多年的所谓告密指控，其实也随着梁启超入阁而消解。梁启超在突然之间成为清政府、袁世凯及新军将领、革命党人还有立宪党人普遍接受的政治领袖，他先前对清政府的批评加剧了政治变革的到来，他对新军的策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武昌起义后中国政治局面的演变，所以当南北和解、清帝退位、民国告成时，梁启超不期然成为大清帝国终结的英雄，成为新政府构建的元勋，因而当其返回国门时受到各界热烈欢迎。梁启超不自觉地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