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确实在过去几年为维新运动的发展作了大量有益工作，对1898年政治变革贡献良多。但是，康有为不仅以激进思想引起恭亲王和一大批满洲贵族的反感，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到处串联，激起官场阵阵涟漪，原本官官相护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官场一时间变得格外紧张，原本并不存在的新旧阵营严格对阵的情形，似乎被康有为越说越像，好像清政府内部真的存在着新旧两军对垒的情形。在这种局面下，杨锐的建议无疑切中了要害，因而引起皇上的认同。
其实，对于康有为，皇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一个月前，朝廷就明发谕旨让他到上海接管《时务报》，改版为《时务官报》，成为中央政府的言论机关，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舆论，促动全国正在形成的维新思潮。然而由于康有为与《时务报》掌门人汪康年交接不顺，加上康有为不太愿意离开北京，放弃就近参与现实政治，那份明发谕旨名存实亡。现在杨锐建议支走康有为，并不使皇上感到格外吃惊，所以光绪帝很快按照杨锐的意思又下发了一道谕旨，责成康有为早点打点起程前往上海接管《时务报》。皇上还在随后与林旭的谈话中讲过这个问题，大约也有让林旭就近劝说康有为的意思。
皇上与杨锐、林旭之间讨论的真实情形现在无法复原，但林旭确实在随后找到康有为，劝说康老师还是接受皇上的安排，尽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林旭是康有为的狂热崇拜者，但由于杨锐严厉批评和朝廷纪律，林旭没有办法向康有为说出实情，他只能公事公办希望康有为离开北京，这当然不能让康有为信服。不得已，林旭只好口传谕旨，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将皇上写给杨锐的那道密诏作了转达。林旭此举似乎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意思，期待能用皇上的名义逼走康有为。
林旭的用意是好的，他确实是为了康有为好，只是康有为错误理解了这份密诏的意思。密诏中有“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等字样，这原本是皇上让杨锐找几个人商量“新旧两宜”万全之策，却被康有为误读成了皇上遇到大危险，甚至已被守旧势力如慈禧皇太后所囚禁。所以康有为在支走林旭之后，竟然发誓要动用袁世凯的新军包围颐和园，然后派江湖领袖唐才常、大刀王五、毕永年等入园劫持皇太后，迫使慈禧皇太后将权力还给光绪帝。结果当然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这个计划在实行过程中出了纰漏，康有为、梁启超不仅没有成为“维新元年”开国英雄，反而连累谭嗣同、杨锐、林旭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这就是1898年秋天中国故事的真相。凭借着这些事情，清政府怎么可能在1905年像对待刘师培夫妇那样赦免康梁，怎么可能将梁启超重新纳入体制？即便慈禧皇太后不在了，光绪帝不在了，主持大清国日常事务的摄政王也不是阿斗，他是光绪帝的亲弟弟，是慈禧皇太后的亲外甥和亲侄子，他当然清楚当年的真相，当然不会因梁启超这几年在海外鼓吹保皇鼓吹改良就赦免他。摄政王不会领梁启超的情，因为梁启超毕竟是当年“围园劫后”那场未遂政变的主谋之一。
与清政府分道扬镳
光绪帝、慈禧皇太后相继去世后，流亡海外的保皇党人立马觉得平反昭雪的机会来了。先是杨锐的儿子将他家藏的那份光绪帝亲手写就的密诏捐了出来，希望朝廷能够给杨锐恢复名誉。梁启超也乘机向朝廷提出类似要求，希望朝廷能够看在他们流亡海外多年来鼓吹保皇、反对革命的分上，放他们一马，让他们回归主流，参与现实政治。
梁启超的请求是合理的，清政府其实也可以考虑。只是赦免关涉对1898年政治事件的重新评价，而梁启超所叙说的故事脉络在摄政王看来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悔罪诚意，因此年轻的摄政王在请教了庆亲王、张之洞等政治元老之后，决定维持1898年原案不动摇，不对梁启超、杨锐等人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