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传闻，其实不必相信，不要以为朝廷中真的没有人才。但是这个传说说明一个问题，即清政府确实应该考虑让梁启超回归主流，参与变革。可是清政府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清政府为什么能够允许极端激进的革命党人刘师培夫妇回归主流，参与变革，并给予相当的安置，那么为什么始终不肯赦免梁启超，不愿让他返回国内介入现实政治呢？
众所周知，刘师培是激进的革命者，但刘师培夫妇只是理论上的革命派，他们并没有什么刑事罪责，所以当清政府宣布进行君主立宪改革后，像刘师培夫妇这样的人回来得很多。清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确实有很大收获，赢得了人心，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孙中山、黄兴等极少数革命领袖，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等极少数与1898年政治事件有直接关联的人。
对于清政府来说，对一直鼓吹用暴力手段推翻自己的革命党人没有妥协余地，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对一天到晚叫嚷着保皇的梁启超也如此苛刻、不能谅解呢？过去，我们都囿于梁启超单方面的意见，一直不清楚1898年政治逆转的真相，一直以为那一年秋天发生在北京的故事就是慈禧皇太后为了控制权力，下令抓了谭嗣同、康广仁、杨锐、林旭等“六君子”，囚禁了光绪帝，放逐了张荫桓，开除了陈宝箴等一大批大臣。这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描述的故事脉络，一百多年来人们信以为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1898年政治逆转的真相
我们不必怀疑梁启超造假，或许他还有什么隐情不便说。但是无论如何，经过一百多年积淀和几代人研究，梁启超所描述的1898年这个故事脉络彻底混淆了事情的真相。
根据各方面资料进行对比，1898年秋天，当政治变革遇到巨大困难，皇上因开除礼部六大臣而受到各方特别是皇太后责难后，梁启超等所谓“维新阵营”核心层似乎由此普遍认同了康有为的判断：清政府内部可能真的分成两大阵营了，帝党一方力主改革，倾向维新；后党一方反对改革，力主守旧。基于这样的判断，当皇上要求谭嗣同为设立新的政治机构从历朝实录中寻找依据时，就连先前不信康有为帝党、后党阵营分析的谭嗣同也恍然大悟，以为清政府的政治权力可能真的还牢牢掌握在慈禧皇太后手里。
谭嗣同的敏感是对的。退居二线的慈禧皇太后确实握有清政府的实际权力，只是在家天下背景下，我们不必夸大慈禧皇太后和皇儿母子之间的冲突，他们之间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在维护大清国根本利益上别无二致。所以当慈禧皇太后就礼部六堂官撤职事件和皇上交换看法并略有指责时，皇上并没有抱怨皇太后偏听偏信，而是找沉稳且机智多谋的军机章京杨锐出主意想办法：正在推行的政治改革应该怎样进行，才能做到既不影响大清改革，又不使皇太后忧心焦虑，更不要使皇族和满洲贵族们感到危险，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做到新旧两宜，各得其所。
杨锐是张之洞及门大弟子，虽说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同时被任命为军机章京，都算是所谓“维新阵营”中的人物，但是杨锐的经历和知识，使他根本不能认同康有为的看法，只是碍于职守，杨锐并没有对谁表露自己的政治心迹。皇上虽找他出主意寻找新旧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然而由于这些问题毕竟牵涉两宫，牵涉大清政治高层最敏感的问题，杨锐似乎抱着一种信念，即便有想法，打死也不说。
对于汉臣来说，宫廷内部的事务特别是两宫之间的问题确实不宜多嘴。杨锐的坚守是对的，而皇上对杨锐的器重也是真的。不得已，皇上给杨锐写了一份密诏，意思是将来真的因此而遭遇不测，这就是遮风挡雨的“免死牌”。
有了这张“免死牌”，杨锐终于吐露了心声。其实说起来也非常简单，不过一句话：“康不得去，祸不得息。”杨锐告诉皇上，京城官场之所以这段时间聚讼纷纭，冲突不断，其实都是康有为引起的。维新运动应该往前推动，但要想健康发展，就应该将康有为请出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