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号少荃（泉），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谥文忠。
1912年10月8日，也就是在武昌起义一周年前夕，流亡海外长达十四年的梁启超高调回国，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如果说与梁启超有政治关联的民主党、共和党盛大集会，为其归来大造声势还能理解，因为他们毕竟还要在民国的政治架构下继续活动。然而，不好理解的是袁世凯，他曾长时期被康有为、梁启超攻击，现在却也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地盼望着梁启超归来，不计前嫌，一再许诺，好像中国离开梁启超就无法运转，袁世凯政府离开梁启超就要倒台似的。更不好理解的还有革命党人，他们在过去十几年“革命时代”，几乎一直与梁启超正面冲突，然而现在黄兴等革命领袖像恭候开国元勋一样在天津守候多日，期待在梁启超踏进国门第一时间给予接见；至于前清旧官僚、民国新官僚就更不必说了，前直隶总督张锡銮、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等，也在天津列队恭迎，排队请客。整个天津在那段日子里，简直是为梁启超一个人而存在。盛大隆重的欢迎活动一个接着一个持续数十天，弄得梁启超自己都不好意思，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一再“谦逊地”表示：真的想不到国内对他这样欢迎这样隆重，这些欢迎仪式太过盛大太过招摇，真的有点担当不住了。在过去十几年流亡日子里，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今天这样的情形。此情此景，太令人难忘了。
百年后回望1912年，一个长时期坚定保皇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为什么会在民国元年被尊为民国元勋呢？梁启超究竟是怎样从一个反对革命的保守主义者向共和主义者华丽转身的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
保皇背后的功利主义
其实，梁启超被英雄般地欢迎是对的，因为他在此之前虽说长时期坚持保皇，坚持支持清政府的政治变革，维护体制，反对革命。只是人们不太清楚，梁启超维护体制、维护皇权、反对革命的坚定性非常有限，而且在关键时刻最先转向，成为旧体制的终结者和新体制的共建者。只是在过去一百多年，我们被梁启超给出的近代史叙事所遮蔽，只记住了他的改良一面，忽略了忘记了他在晚清最后时刻走向政治反抗，加入造反者队伍的事实。一百多年过去了，各种史料逐渐呈现出来，使我们有机会有可能重建这段事实。
梁启超在政治上发迹主要得益于1898年政治变革，特别是变革的失败。不论“戊戌政变”真相如何，梁启超都是最大受益者，他因“戊戌六君子”惨死而长时间获得了道义上的同情。至于在海外流亡那些年，不论风云变幻，梁启超除了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想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手反清排满外，基本上都坚定地站在清政府这一边，至少在表面上在公开言辞中始终对光绪帝痴心不改，一再向清政府表白自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拯救光绪帝，就是要将被慈禧皇太后夺取的皇权还给皇上。然而，对于梁启超的这些宣传、谄媚与讨好，清政府始终不认账。光绪帝数次公开发言，痛斥梁启超，以为梁启超的那些说法荒诞无稽，1898年政治转折根本不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的那个样子。
对于清政府的指责，梁启超不理不睬，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宣扬保皇。实事求是地说，在流亡的那些年里，梁启超先后主编了好几个刊物，写了许多文章，传布了大量新思想，比如“新民说”，比如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这对于中国后来的政治进步贡献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