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事情从来都具有两面性。清政府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革命**反过来必然反制清政府，促使清政府走向改革，走向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政府形成巨大刺激。清政府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政府就可以缓解变革的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政府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等待这些大臣考察归来，清政府接受他们的建议，于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目标就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
清政府预备立宪改革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他们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人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跟着闹革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清政府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同意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实行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诸如刘师培夫妇，诸如先前极端排满主义者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必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改革的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到低潮。
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等一批革命党人做了好朋友，主要还是因为清政府不改革。现在既然清政府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贡献。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人。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都不让人奇怪。
1907年，宋教仁前往吉林进行政治活动，其本意就是到那里发动“马贼”起义。根据刘师培分析，“马贼”是宋教仁的背景与靠山，就像孙中山依靠华侨，黄兴依靠会党一样重要。至于宋教仁的动机及背景，也应该与徐锡麟、秋瑾及孙中山、黄兴策动的起义相似，都是为了拯救革命，唤回人心。
到了吉林，宋教仁无意中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巨大阴谋，这使宋教仁的计划随之改变。留居在那儿的日本人正在通过历史重塑，试图将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中国延边领土说成是朝鲜固有领土。而朝鲜此时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由此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这块地方收入囊中。日本人、朝鲜人称这块地方为“间岛”。
针对日本人的阴谋，敏锐的宋教仁利用自己的国际法知识，通过对中日韩历史文献详细检索与考订，证明这块土地至少从唐中叶至明末，一直属于中国固有领土，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便朝鲜居民也不曾在这个漫长时间段到这块地方居住过。
除国际法知识外，宋教仁大量运用中、日、朝文献进行佐证，甚至使用了现代语言学方法。这是一部天才著作，但宋教仁并没有利用这部著作去批判清政府卖国。相反，宋教仁写成这本书，据说有日本人愿意高价收购，也有出版商愿意炒作，但都没有打动宋教仁。
宋教仁另有想法。他通过私人关系，将这部后来命名为《间岛问题》的文稿送交中国驻日本公使李家驹，或者也曾希望李家驹将这部著作呈送现在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世凯现在是清政府当朝政治红人，其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远远超过老师李鸿章和太老师曾国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