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政府虽说宣布新政，实行改革，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又重新复苏，政治热情也在这个过程中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人们的视野已经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政府已经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政府。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
按照清政府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对满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
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对清政府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唯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这场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之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政府“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向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政府已经没有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革命，必须推翻满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宋教仁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政府，对着满人。
在这种气氛下，宋教仁一面在日本政法大学研读法律，一面和那批闹革命的朋友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提倡爱国主义，鼓吹革命独立，主张仿照世界先进国家，构建一个常态的“完全国家”，实行民主共和，进而使中国成为20世纪世界舞台上第一流强国。
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因刊登有批评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文章，遂被日本政府取缔。同时又幸运的是，到了1905年底，《二十世纪之支那》更名为《民报》继续出版，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这是宋教仁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暂且革命
我们过去说同盟会在1905年成立是中国革命的**。这是对的。因为同盟会的成立，确实标志着反体制的革命进入**阶段。从革命意义上说，这是清政府不改革或假改革的必然后果。既然清政府不改革、假改革，清政府当然就得承担被改革、被革命的后果或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