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号渔父，湖南常德市桃源人。中国“宪政之父”，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著有《宋教仁集》《宋渔父日记》《间岛问题》。
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无疑是南北双方最活跃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不仅第一时间赶赴武昌前线，参与制定军政府第一个基本法，而且很快成为南方新政府的轴心人物，在南京临时政府政治架构方面提出许多重要创意，充分展示了其宪政理论及实践方面的才能。只是南京临时政府不足以统一中国，也没有资本南北分治，不得已，南方革命党人只能接受南北妥协，接受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重建统一。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南方革命党出身的许多领袖像孙中山、黄兴等，都因各种原因渐渐淡出，唯独宋教仁面对新的政治架构兴致盎然，极为亢奋，似乎终于找到现代中国政治的钥匙。1912年，宋教仁下最大决心，用最大力气，合并诸多小党，用同盟会名义与这些友党一起重建一个全新的国民党，发誓通过选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和平夺取政权，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革命通过暴力打碎国家机器。宋教仁这些想法与做法在过去很长时间被讥讽为“超级议会迷”；最近若干年评价有变，他被誉为近代中国民主宪政先驱者之一。其实，如果从宋教仁的全部历史看，革命只是他实现宪政中国的一个手段；革命不是目的，宪政才是中国革命的终极期待。
走向革命
辛亥后百年意识形态重塑，使我们越来越不太清楚革命前那些志士仁人究竟为什么闹革命，他们难道就是为革命而革命吗？显然不能这样理解。
其实，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清政府不改革。
1894年，孙中山发奋为雄，倡言革命，就是因为他看到满人统治的大清不仅黑暗，而且腐朽。中国之所以在战场上打不过日本人，不是因为中国技不如人，兵不如人，而是因为清朝政治统治太腐败、太黑暗。所以即便只有一个人，他也发誓要革命到底，一定要推翻满人的殖民统治。
说满人对中原进行殖民统治，是孙中山那一代人的认识局限。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革命的发生，主要还是因为统治者不思进取。统治者如果居安思危，如果奋发有为，如果注意社会公平和秩序平稳，被统治者就没有革命理由，更没有革命机会。
历史上不存在天生的革命者，所有的革命者都是被动的。不仅孙中山如此，宋教仁等革命者莫不如此。
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19世纪晚期典型的“80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享受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80后”的成长背景。
1902年，新政开始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经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是遇到了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政府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