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1日下午，湖北谘议局部分议员与义军首领、武昌地方绅商、名流在谘议局紧急磋商，希望尽快创建新政府，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
在各界代表真诚拥戴下，立宪党领袖汤化龙差不多已答应着手筹组新政府，但在关键时刻被他的亲家胡瑞霖暗示阻止。对于胡瑞霖的好意，汤化龙心领神会。他迅速转变态度，诚恳希望大家另请高明。
胡瑞霖、汤化龙是对的。不要说新军起义究竟有多少胜算，因为义军只是夺取了武昌，汉阳、汉口仍在清军手里，这些清军究竟是与义军为敌，还是响应义军号召，都是未知数。义军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创建新政府，而是尽快找到一个具有新思想、懂军事的将领出来领导巩固地盘、扩大战果，准备应对清政府随时发动的攻击。
在武昌，最高军政长官为湖广总督瑞激。瑞激出身于满洲贵族，认同立宪，认同政治改革，但毕竟利益攸关、职责所在，他不可能认同义军起事，不可能站在义军立场上反对朝廷，只能站在义军对立面。
义军起事前，瑞激在湖北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有相当认识，他在那几天也确实动手抓捕、处死了一些革命党骨干。瑞激的这些做法对革命固然破坏巨大，但也正是他的这些颜预行动，加速了义军的军事行动。
起义发生后，瑞激在总督府组织过抵抗。无奈义军主攻目标就是总督府，义军相信，拿下总督府，就是初步胜利的标志。义军集中全部力量猛攻总督府，瑞激的卫队根本不是义军对手。卫队顽强抵抗了几个回合，最后还是护送瑞激一家老小撤退。他们推倒总督府一段围墙，仓皇逃往停在江面的“楚豫号”军舰上。
瑞激为义军第一号敌人，当然不可能反戈一击领导义军反对朝廷。
在湖北，湖广总督之下有布政使连甲。连甲上任刚二十天，职责所在，连甲毫不犹豫地站在义军对立面。10日上午，连甲得知新军将有所动作，就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亲赴总督府向瑞激报告，商量对策。稍后赶回衙门坚守，对进攻义军毫不客气地组织反击。终因孤军无援，子弹告罄，相持至黎明，衙门失陷，连甲弃部逃走，与瑞激会师“楚豫号”。
就湖北新军架构而言，可供义军官兵选择拥戴的将领也不是很多。在湖北新军编练之初，最受张之洞信任、提拔最快、授权最多的有张彪和黎元洪。
张彪生于1860年，时年五十一岁，正当盛年。张彪早年为张之洞随身侍卫，办事可靠，忠诚诚实，被张之洞视为心腹，连连擢拔，刻意培养。时任湖北提督，总办湖北讲武学堂，第八镇统制并兼统巡防营，为湖北新军最高指挥官。
10日晚，张彪率两千士卒在第八镇司令部顽强抵抗一整夜。翌日晨，张彪获悉瑞激总督府失陷后，率辎重营撤至汉阳，试图控制汉阳兵工厂，然后寻机反攻。
从军事实力言，张彪手中仍然有相当力量，被冲散的军队也慢慢向他集结，他有力量猛攻武昌，平息哗变。那时义军群龙无首不堪一击，只是碍于大义，碍于那些义军并不是别人，而是常年朝夕相处的袍泽兄弟，感情深厚，张彪实在不忍与自家兄弟兵戎相见，你死我活。
但他也不愿意和这些“叛军”同流合污，反对朝廷。张彪那一代军事将领，还没有军队国家化、职业化的概念，他们的政治信仰就是忠于朝廷，君主立宪。他们不认同继续实行君主专制。同样，他们更反对革命，反对以暴力手段绑架人民，引发社会动**。
历史不以张彪等君宪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往前走，新军哗变既是清政府长时期军队政治教育的必然结果，也是军队没有实行国家化、职业化、政治中立的正常体现。新军将领如果持续对当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全国**不表态、不发言，那是朝廷军队政治教育的失败。现在，军队发声了，只能说朝廷收获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