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这些名人所写的推荐信，孙中山信心满满地和陆皓东一起离开上海，于1894年6月下旬抵达天津。到了天津，他们二人手持港沪友人所写的那些推荐信拜访了罗丰禄、徐秋畦等人，述说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罗丰禄、徐秋畦都是李鸿章幕僚班底中的重要角色，他们看到王韬、郑观应、盛宙怀等人的推荐信，对孙中山的想法似乎也能够认同和理解，于是他们答应一定会相机协助，一定争取把这件事情办成。
孙中山的上书很快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似乎就孙中山上书中提出的要求做了批示。孙中山在这份上书中强调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中国之要务，表示愿意出国考察农业，以便拯救农业、农村和农民。
对于孙中山的这个要求，李鸿章欣然答应，责成罗丰禄代领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一本交给孙中山。至于接见面谈的事情，李鸿章推托实在太忙，也就不见了。
李鸿章不愿意见孙中山，或者说是罗丰禄、徐秋畦等人根本就没有安排见，这在后来看当然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情，但在当年，其实真的不算一回事。尽管孙中山有这么多贤达名人写推荐信，可你毕竟是一个不名的年轻人，不说李鸿章是大清国屈指可数的当朝大臣，仅其71岁的年龄，不与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闲聊一通，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李鸿章不见孙中山最直接的原因是军务繁忙。这一点是孙中山最大的不满和不理解。但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此时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是年4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紧接着中日之间为是否派兵前往朝鲜镇压发生持续不断的争执。到了6月初，李鸿章听信袁世凯所谓日本“志在商民，似无他意”的错误判断，决意“遣兵代剿”，令丁汝昌、叶志超等率领军队跨过鸭绿江，出兵朝鲜。
李鸿章的决策正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遂借机出兵朝鲜，并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到了6月下旬，也就是孙中山、陆皓东抵达天津的时候，正是中日交涉最为紧要的关头，中日双方虽然尚未以兵刃相见，但由于利益攸关，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后不到一个月，战争就真的爆发了。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即便李鸿章借口军务繁忙，拒绝延见孙中山这一平民百姓，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今天心平气和地看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孙中山在当年却不这样看。因为他把这次投见看得太重了，他不仅关闭了药房，斩断了退路，而且又通过那么多朋友郑重介绍，结果只拿来一纸护照。这些事实不能不对孙中山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觉得李鸿章看不起自己，同时也觉得李鸿章这个人让他失望。
中国圣贤一直告诫当权者要礼贤下士，对那些地位比较低的读书人要格外尊重，绝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中国圣贤为什么这样反复告诫呢？道理很简单，尽管这些读书人还处在比较低的层面，没有功名、没有地位，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异常丰富和脆弱，经不起任何蔑视、轻视、忽视或白眼，否则将会导致不测后果。近代中国几个来自下层的革命者，差不多都有相似的经历，如果不是李鸿章阴差阳错地错过了与孙中山见上一面，如果能够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中，那么中国近代关于孙中山的一幕历史内容将会改写；如果北大校长蒋梦麟能够接受李大钊的建议，给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每月增加几块大洋，可能毛先生也就在那儿安心整理图书和目录卡片；如果胡适之、张申府当年不是那么以北大名教授的身份无视毛先生的存在，而是像北大讲师梁漱溟那样以比较平等的身份寒暄几句，估计后来的历史都会重写，历史的走向都会因这些偶然性而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