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这封写给李鸿章的信，当然不能说是闭门造车，但一百多年后公平分析，孙中山的独创性见解真的不多。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四大纲领，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孙中山认为，这四个方面是现代西方各国富强之大经、治国之根本，是中国继续发展应该遵行的道理，而不是只知道坚船利炮。
这些意见，在孙中山看来或许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不要忘了，他的预设读者是李鸿章，那么从李鸿章的立场看，这四点建议似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李鸿章对这四点意见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这还要深。马建忠十几年前就在《上李傅相书》中讲述过西方强盛的根本原因不在坚船利炮，还有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因素。在大清高官群体中早已知道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议院，知道立宪。即便拿孙中山这四条建议与康有为六七年前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建议相比较（《上清帝第一书（1888年12月）》，《康有为政论集》），不但是理论上不及后者，就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则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
失望，仅仅是失望
李鸿章当然还知道，孙中山这样的上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唯一的，或特例，一些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除了花钱捐官，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不厌其烦、坚持不懈地上书，万一哪一天哪一份上书打动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样的终南捷径，在那个年代太正常了，孙中山这样做，康有为也这样做。
在李鸿章看来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但在上书者，在孙中山看来却是一件非常不一样的大事。孙中山此时不论多么有名，他的名也只限于他的那些年轻朋友中，还是典型的“名不见经传”，而李鸿章是什么人，那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皇太后和皇上当时最为信赖的心腹大臣，是大清国的栋梁。
孙中山对这次上书看得非常重，在陈少白帮他修改之后，他决定前往上海找找关系，看看谁能够与李鸿章幕府有比较直接的关系。东西药局他已无心经营，陈少白帮他盘点，交给那些出过股本的人。孙中山几乎彻底斩断了后路，他破釜沉舟，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李鸿章身上。
1894年春夏间，孙中山在陆皓东的陪同下，乘船北上，前往上海。既抵沪，经香港朋友介绍，拜访王韬、郑观应等名流，请求指教，当然也是请求指点门路。
王韬是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人，蛰居香港20年，全身心经营《循环日报》，向国人提供信息资讯，现在隐居上海，与社会各界依然有着相当广泛的联系。据说，他看了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颇为赞许，并为之修订数语，又应孙中山的要求，作函介绍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罗、徐都是王韬的好朋友，说得上话。
至于郑观应，那可是孙中山的小老乡，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也是洋务事业的践行者。孙中山究竟何时与郑观应有联系不可考，但据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竟选录了孙中山1891年前后写的《农功篇》等文章，可见他们之间应该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郑观应此时正在盛宣怀主持的招商局任职，所以他也为孙中山写了一封给盛宣怀的推荐信。
盛宣怀是李鸿章的门生，与李鸿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当然也是孙中山此行主攻的一个目标，所以离开广州时，孙中山就托澳门海防同知魏恒给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写了一封信，希望盛宙怀转托正在天津的盛宣怀，能够在力所能及或方便的时候帮助一下这个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