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后，武昌、南京和部分省份发生过一些军事冲突，但从全局来说，战争并非之后数月的主题。当时中国社会的主题集中在国家未来体制的选择上。
一部分立宪党人和新军将领，认为清政府推出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两项政策确实有错，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因而，他们力主利用这次政治危机重回君宪道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而南北僵持不下时，先前四散的革命党人则重新聚拢，他们依然信奉孙中山十七年来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更不愿意在如此有利的环境下重回君宪。在他们看来，共和主义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经过数月争执，共和主义终于占据上风，君宪主义成为历史。可谁也没有想到，大家都看好的民主共和却在实现不久便出了问题，其严重性甚至远过晚清。一百多年来，人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有一点始终未引起足够重视，那就是从孙中山到袁世凯的权力转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民国法统危机。
内阁皇族化了
孙中山是1911年12月25日从海外结束十七年流亡生涯赶回上海的，此时距武昌起义已经两个月零十五天了。南北之间的谈判，也从武昌转移至上海，从湖北军政府转移至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与袁世凯内阁之间。双方争执的焦点不再是停战之类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国家未来体制的建构，即中国究竟应该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还是应该按照革命党人的信念，走向共和，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在这中间起到重要作用的，不是南方革命党人，而是南方的立宪党人。
立宪党人本是清政府君主立宪最重要的支持者，清政府在1906年走上君主立宪道路，正是这批立宪党人长期鼓吹的结果，比如张謇，很早就致力于日本宪法和东西洋宪政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他所组织翻译的一些宪政著作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精英最流行的读本。
在立宪党人推动下，特别是经过1904年日俄战争刺激，清政府终于同意走君主立宪道路，于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宣布用九年时间实现日本式的宪政目标，两年后即1908年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划时代的重大贡献，中国从此有了成文宪法，有了政治发展的依据和纲要。
正如后来许多批评者所说的那样，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大纲，因为其中规定皇权依然享有至上权力，不仅决定着国家大事，甚至还能任命百官，其职能与先前的君主专制好像没什么区别。这样的批评是对的，《钦定宪法大纲》确实维护了皇权至上的原则。但是批评者们忘记了，此时的光绪帝年仅三十六岁，他所追慕的对象以及他心中所要仿照的榜样是日本明治天皇、俄国彼得大帝。这些英主都拥有绝对权力，其威权至上都是不可置疑的。
然而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宣布后不久光绪帝就突然去世。当时接替他的如果是一个成年君主，这个宪法大纲依然不构成问题，只是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在最后时刻选择了一个比较弱势的班子，三岁的小皇帝和二十八岁的摄政王无论如何，其威权与能耐都无法与即位三十多年的光绪帝相比。于是，《钦定宪法大纲》中的问题显得相当明显，先前竭力鼓吹君宪的立宪党人开始不满。
如果不是稍后发生其他干扰，立宪党人或许能在既有框架中继续前行，维持九年立宪，然而连续的外部危机给立宪党人找到了调整预备立宪日程的理由，他们一次又一次请愿，希望朝廷更改先前九年预备立宪既定日程，他们实际上期待以早日实现君主立宪，去弥补《钦定宪法大纲》皇权至上的不足，希望用议会和责任内阁去弥补弱势的摄政王和小皇帝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