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偏是武昌
1906年开启的君主立宪政治改革，一路走来，大体上风平浪静。
即便发生了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去世这样大的突发事件，清政府的政治改革也没有抛锚暂停的迹象。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经历1905年的短暂辉煌后，很快就因清政府的政治改革而受到极大的挫折，过去我们不明所以，将那前后的吴樾舍身炸五大臣、徐锡麟舍身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以及同盟会领导层孙中山与章炳麟、陶成章等人闹别扭，章炳麟、苏曼殊、刘师培夫妇或设法回归社会主流，或设法谋求财政支持西天取经，看作君主立宪开启对革命的遏制。这也符合积极推动君主立宪的戴鸿慈等人对立宪效果的判断，他们坚定地认为，立宪是一项有助于政治统治的大事业，立宪不仅利于君，而且有助于消弭革命，使革命在悄无声息中走向终结。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清政府在关键时刻出了状况，湖北新军首举义旗，一场原本具有极大希望的政治变革最终走上失败的道路，两百多年历史的大清帝国顷刻瓦解。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湖北新军发动起义呢？武昌起义的目的究竟何在？
四川局势在恶化
简单地说，引爆武昌起义的是清政府的两个重要决策，以及此后僵持数月而没有结果的拖延战术。这些原本并不错误的错误终于激起新军官兵的严重不满，他们在经历几个月的忍耐蹉跎后终于揭竿而起，表明立场。
关于两个重要决策，第一个是将责任内阁弄成了亲贵内阁或皇族内阁。这使那些原本准备通过改革分享权力的立宪党人彻底失望，立宪党人不过是一批文人，他们即便失望也闹不出大乱子。但是第二个决策失误就不一样了，铁路干线国有则引发了全国性的抗争。
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极大挫伤了民族资本的尊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四川，在哥老会及革命党人的策动下，利用这个话题扩大危机。四川局势僵持不下，朝廷不愿意接受教训、下诏罪己，终止或中止铁路国有化，或者宣布全额补偿绅商损失，或者如广西巡抚沈秉堃建议，请邮传部宣布将川汉铁路公司中所有零星民间股本一律偿还，至于川路中经营亏损、倒账亏损，也先由邮传部垫认。至于具体的责任，完全可以待事态平息后仔细调查。而邮传部和盛宣怀到了这个时候依然继续较真，与民争利，不愿让步，表示川路原有股东中有愿意在铁路国有化之后继续投资者，可以参照湖南的方式，按照一比一的比例配给国家铁路股票，一律分红分利；不愿继续投资的，参照广东的方式，一律实发六成现金，其余四成另给国家印票，分两年给还。至于川汉铁路公司实收股本，国家既全数认还，那么虚糜及倒账之款，也就包括在内了。这种拖泥带水的表态，虽然较前有了很大改善，但毫无疑问，已经对四川愤怒的绅民没有多大吸引力了。四川的局势仍在恶化中，并终于引发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府门前的流血冲突。
朝廷大概曾想到用柔性办法化解危机，但为时已晚，只有按照本能坚持既定立场，予以镇压。然而赵尔丰能够调动的军队实在太少，外地军队也并不是很快就能赶到。朝廷9月15日责成正在上海的岑春煊火速前往，然而这位素来强硬的大臣不仅发表一系列反对意见，而且直到10月2日方才抵达武昌，并在那里向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表示身体不好，不去成都赴任了，要求朝廷开去他所答应的差使，准其回上海继续养病。
岑春煊的病当然不是致命的，而是政治在起作用，是端方等人的无端攻击使他非常恼火。你们不是说我沽名钓誉想当内阁总理大臣吗，那我就此休息不干了还不行吗？
朝廷对岑春煊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听之任之，对于四川的局势，只能另想办法、另请高明。10月7日，朝廷谕令湖广总督瑞激加派湖北新军，谕令湖南巡抚余诚格酌派湘军两三营迅速赶往四川，与先期前往的端方等部会合，以最大决心、最大力量迅速扑灭四川骚乱，恢复秩序。
第一个偶发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