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武昌起义时，任革命军湖北军政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
武昌起义发生后，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战争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战争只是政治解决无法实现时的一个手段，真正化解这场危机最终所能凭借的还是谈判，因而不论是南方的湖北军政府、革命党人，还是北方的清政府、北洋系将领及袁世凯等人，他们在武昌起义发生后的第一反应都是寻找和谈的机会或渠道。大致而言，存在着这样几个脉络。
湖北军政府与袁世凯北洋系的谈判
1911年10月14日，也即武昌起义之后第四天，清政府起用下野三年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第二天，负责前往武昌前线进行军事镇压的陆军部尚书荫昌在经过彰德府的时候，与袁世凯有一番密谈。袁世凯告诫荫昌，到了前线不要轻举妄动，不要以为湖北无人，要有武力解决的准备，但也要做好和谈的准备。湖北新军此次所要求的是政治改革，因而必须用政治改革的积极回应，方才能化解危机重建秩序。19日，袁世凯委派刘承恩与黎元洪进行联络，商讨南北和解的可能性。
刘承恩为湖北襄阳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为袁世凯幕僚随从。1900年调任湖北，追随黎元洪。武昌起义发生后，刘承恩被袁世凯紧急召至河南彰德，嘱其利用与黎元洪的关系，居中疏通，寻求和解。袁世凯开的价码是，他袁某人一定建议朝廷实行立宪，开放党禁，撤销皇族内阁，皇族不再干政。袁世凯希望黎元洪做到的是，假如朝廷做到这些了，湖北军政府就应该撤销，恢复秩序，重建统一。
获知袁世凯用意后，刘承恩通过张伯烈将这些意思尽快转给了黎元洪。稍后，刘承恩又再次、三次写信给黎元洪说明此意。稍后，亲临前线的袁世凯也亲笔修书一封向黎元洪表达善意，希望南方弟兄重回君主立宪轨道。
和平的保障是实力，袁世凯在释放善意的同时，不忘给湖北新军一个巨大打击。11月初，袁世凯在完成各项部署后，让北洋系主力冯国璋对着武昌三镇连续猛攻三天，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稍后，就让刘承恩向黎元洪传话，表示朝廷已经下诏罪己，宣布立宪，开放党禁，禁止皇族干预国政，各位的要求都已实现，现在应该重建共识，结束对峙，重建和平。
对于袁世凯扔过来的橄榄枝，黎元洪当然有意接受，只是形势的急剧变化使黎元洪不愿这样简单地接受和解，毕竟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促动下，独立的省份越来越多，继续维护清政府的政治统治，可能并不那么容易那么简单。11月7日，黎元洪将此意向前来打探消息的王洪胜作了详细介绍，王洪胜此时为刘承恩的私人代表。
黎元洪的这个态度似乎并没有惹恼袁世凯，因为清政府内部的强硬派并没有因为独立省份的增加而愿意让步，所以，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及各省的强硬态度其实都是袁世凯所需要的，他需要用这些强硬去对付清政府内部的强硬派。11月11日，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撮合下，袁世凯的特别代表蔡廷干、刘承恩与黎元洪及湖北军政府要员举行了会谈，双方就重回君宪主义的可能性及相关问题进行磋商，黎元洪、黄兴等就此向袁世凯实施反间计，第一次提出只要袁世凯反正归来，一定公举袁世凯出任新国家的大总统。
唐绍仪与伍廷芳负责的南北和谈
袁世凯与黎元洪之间的谈判不了了之，主要的原因还是条件不成熟。从南方来说，各省纷纷独立，但并没有推举湖北或黎元洪为盟主，更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纲领。从北方来说，袁世凯反复以重回君宪主义道路为号召，但清政府内部强硬派似乎根本不予配合，袁世凯的呼吁也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11月13日，袁世凯北上就任内阁总理大臣。16日，公布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内阁各员名单。这是一种君宪主义的表示，意味着责任内阁已经分享了朝廷相当一部分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