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学堂内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叫“元绪”,显然影射蔡元培;教务长叫“田恒”,显然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叫“秦二世”,显然影射胡适之。
对于这“鬼中三杰”,作者痛恨无比,骂得粗俗刻薄无聊。小说结尾处,作者让阴曹地府中的“阿修罗王”出场,将白话学堂中的这些“无五伦之禽兽”通通吃掉,化之为粪,宜矣。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拙劣的影射和比附,有失一个读书人、写书人的基本风骨与人格。
为林纾这两篇小说居间协助发表的是北大学生张厚载。张厚载即张缪子,笔名聊止、聊公等。生于1895年,江苏青浦人。时在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读书,1918年在《新青年》上与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等北大教授就旧戏评价问题展开争论后,为胡、钱等师长所不喜。所以他后来似乎有意动员、介绍他在五城中学堂读书时的老师林纾创作影射小说,丑诋胡适、钱玄同、陈独秀、蔡元培。
或许是张厚载的唆使,使年近古稀的林纾接连写了这两篇只能是发发牢骚的影射小说。只是不巧的是,当林纾将第二篇小说《妖梦》交给张厚载寄往上海之后,他就收到了蔡元培的一封信,说是有一个叫赵体孟的人想出版明遗老刘应秋的遗著,拜托蔡元培介绍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及林纾等学术名家题辞。
蔡元培无意中的好意感动了林纾,他们原本就是熟人,只是多年来不曾联系而已。现在自己写作影射蔡元培的小说,似乎有点不好,所以他一方面嘱张厚载无论如何也要将《妖梦》一稿追回,另一方面致信蔡元培,坦言自己对新文化运动的若干看法。他认为,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最近外间谣言纷集,这大概都与所谓新思想的传播有关。晚清以来,人们恒信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现在民国将十年,上述期待都成为现实,然而国未强民未富,反而越来越乱问题越来越多。现在所谓新思想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其实,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像中国过去那样崇奉伦常,但西方国家的伦理观念也不是现在所谓新思想所说得那样简单。林纾在信中指出,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以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若《水浒传》《红楼梦》,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书,不知《水浒传》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编》,《红楼梦》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这是林纾关于文言白话的系统意见。
至于道德,林纾对当时所谓新道德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的说法予以批评,以为当时学术界一些新秀故为惊人之论,诸如表彰武则天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尊严嵩为忠臣等,其实都是在拾古人余唾,标新立异,扰乱思想。他认为,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借自己在知识界的地位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是非常危险的。很显然,林纾尽管没有直接批评蔡元培对新思想、新道德的支持与纵容,但至少奉劝蔡元培善待全国父老之重托,以守常为是。
小说《妖梦》没有被追回,而林纾致蔡元培的这封信却又被《公言报》于1919年3月18日公开发表。林纾原本可以与蔡元培等人达成某种妥协,却因这种机缘巧合而丧失了机会。
蔡元培收到张厚载具有挑衅性的来信后似乎非常愤怒,指责张厚载为何不知爱护本校声誉,爱护林纾。至于他看到林纾的公开信后,更一反温文尔雅忠厚长者的形象,勃然大怒,公开示复,就林纾对北京大学的攻击以及对陈独秀、胡适等人废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等言论有所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