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北大学生派出代表赶往天津追踪挽留蔡元培，找不到蔡元培的踪迹后致电上海名流唐绍仪，声称蔡校长受外界胁迫辞职他去，务请唐绍仪见到后诚恳挽留。北大学生还致电上海各报各团体，揭露北京当局迫使蔡元培出走真相，呼吁各界一致声请蔡元培回京复职。
同一天，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呼吁教育部出面挽留蔡元培，以为“五四”行动纯属全体公意，与各校校长绝不相关，尤非北大校长一人所能够代任其咎。且蔡元培校长德高望重，海内宗风，自其入大学，招致贤哲，成绩斐然。他们恳请教育部俯顺众情挽留蔡校长，为中国教育留此一线曙光。
北大和北京各校师生对蔡元培的挽留出于至诚，只是这样推崇蔡元培，强调蔡元培个人在教育界的作用，实际上是置教育部于非常尴尬境地。教育部高层在郁闷心情支配下，怎能真诚出面挽留蔡元培呢？尤其是安福系原本就很讨厌蔡元培的自由思想、兼容并包，当然希望利用此次机会一了百了，或者批准蔡元培辞职，或者索性将北大解散。这是政府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
北大不可一日无此君
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无疑激励了北大师生的抗争勇气。10日下午1时许，北大教职员推举出来的代表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集体前往教育部，求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请其设法挽留蔡元培。傅增湘表示，他个人是诚恳挽留蔡元培的。代表们复问大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钱能训的意见，傅增湘默然有间，表示总统、总理的意见，他个人并不深知，因此不便代为回答。言下之意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教育部，而在总统府和国务院。
北大教职员代表往访傅增湘的同时，北京各高等学校中有十二所学校的教职员代表也在北大召开联合会议，讨论挽留蔡元培。他们认为能否挽留蔡元培已不是北大一校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及外交前途的大问题。第二天，代表们在一份呼吁书上签字，表示政府如果不挽留蔡元培，他们势必抗争到底，不惜全体一致辞职。
对于北大师生及北京教育界各方面呼吁，教育部起先毫无表示，也无法表示。这自然引起社会各界严重不满，更引起有意利用此次事件而达到倒阁或其他政治目的的派别、政党或个人的兴趣。5月9日，护法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自广州致电蔡元培，表示学生为收回国土，愤激击贼，政府逮捕多人，实在过分。“公愿以身代，仁者用心，令人感泣。讨贼得罪，是非倒置，何以立国？”这就将原本只属于法律和行政的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
在北京，教育总长傅增湘因对蔡元培深表同情和挽留，不同意严厉镇压学生，反而遭到安福系责难。无奈中，傅增湘仿蔡元培例，于11日不辞而别，教育部公务暂时由次长袁希涛代理。
袁希涛，字观澜，江苏宝山人。晚清时担任江苏学务处议绅，辛亥革命后与黄炎培一起参与江苏省新教育实践，是黄炎培的重要助手。后应蔡元培之邀，任职教育部。与蔡元培、黄炎培、蒋梦麟等都是多年朋友。在与北大和江苏教育会的关系上，袁希涛更倾向于后者而不是前者。这就引发了北大是否南迁或解散的争议，至少在蔡元培辞职后一段时间里，黄炎培、蒋梦麟和江苏教育会真的动议过利用这次机会攫取北大控制权，或者当北大不能在北京继续存在时，设法将其中的新派学者转移至南方。
江苏教育会的这个意思并不含有任何恶意，他们确实与蔡元培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确实期望帮助蔡元培，重建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所以他们对蔡元培脱离北大，脱离沈尹默，脱离章太炎弟子包围，辞职南下，并不感到太悲伤，反而认为是一个重要机会。
徐总统出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