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看上去年轻了十岁 ——《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眼里的辛亥革命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来说，莫理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他长期担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而这个报纸也长时期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此外，莫理循还有一个重要职务，他在民初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出任袁世凯和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从实践层面直接影响中国政治。
当然，近代史研究者对莫理循的了解，主要依据20世纪80年代翻译出版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这部巨著汇集了莫理循在华期间与各方人士的大量通信，为丰富近代中国历史表达提供了许多鲜活史料。不过，在那本通信集中，莫理循也说了许多不太靠谱的八卦，许多道听途说的传闻，这是因为通信毕竟不是公开发表，无须求证，有了想法、知道一点信息就可以说。这是体裁决定的，不足为奇，关键要看研究者是否具有辨明真伪寻找到事实的能力。
现在不一样了。长期研究莫理循的窦坤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读本。这本题为《直击辛亥革命》的资料集不是莫理循的通信，而是莫理循的通讯，是莫理循以首席记者身份在《泰晤士报》所发表的通讯。因为这些通讯是面对西方公众公开发表，所以莫理循格外注意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有时候我们看到他可能偏听偏信发错了消息，一旦被查证，他会很快在这张报纸上刊登更正。比如武昌起义爆发后，莫理循在第一时间向西方发出了武昌交战各方具体情形的报道，强调清军驻守武昌最高最能干的指挥官张彪已被炸死（注：以下所引皆出自《直击辛亥革命》，第92页）。几天后，莫理循通过另外渠道获知张彪死亡的消息是假的，遂在《泰晤士报》上发布更正并提供张彪最新信息（同上，第93页）。这就是公开通讯与私人通信在史料上的不同价值。
外国人看辛亥革命，已有好多种资料出版。而辛亥革命研究，也已走过一百多年历史。我们对这段历史已有一个比较程式化的框架，其实如果仔细研读消化莫理循这些西方人的现场记录，或许能够重构一个不一样的框架；许多重大问题，或许能够给予不一样的解释，有助于我们逼近真相，回到现场。
在引发武昌起义的重大事件中，我们过去都注意到了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引发的政治危机，许多研究者由此认为这项政策就是清政府自私的表现，是国进民退，几乎完全站在各地保路运动立场上。其实，如果稍微疏远一下既成见解，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感情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既成看法其实是一种偏见，是有问题的。
根据莫理循的观察和公开报道，铁路私有化在那之前已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清政府经过长期摇摆终于找到了一个正确方向，终于下决心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并且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坚定立场。莫理循指出，铁路干线国有化新政策为能干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所倡导，他唤醒了朝廷警惕危险的意识，终于使朝廷看到几年前允许私人资本进入铁路这样基础性大项目的危害性，比较实事求是地正视了铁路建设中的问题。知错就改，尽管迟了些，总是应该鼓励的，是一个正确选择（《直击辛亥革命》，第83页）。
莫理循的判断和我们过去的辛亥革命主流意识是有差别的。我们可以不承认莫理循判断的唯一正确性，但我们由此知道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可能也不像保路运动和传统辛亥革命叙事所宣扬的那样邪恶。至于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后来所引发的问题，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宣统政局乃至清末民初大变局中，袁世凯无疑是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我们过去对袁世凯这段时间的作为基本上采取否定态度，以为袁世凯1908年被开缺回籍养疴是因为十年前的所谓告密事件，是摄政王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替他哥哥光绪帝出口鸟气。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当年并不被人相信，但三人成虎，后来因为对袁世凯政治妖魔化的需要，久已写进正史。其实这是很可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