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拿共和与帝制相比较，袁世凯承认前者无疑优于后者。他在清帝退位之后致南京临时政府的电报中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这些话应为袁世凯当时的真诚想法，不应当以口是心非而对待之。因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观察，除了清王室的极少数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坚决反对共和制外，整个中国恐怕已很难有人不承认共和政体优于帝制专制。民主共和已成为当时的社会共识，就连先前和之后竭力主张君主立宪的那些人，在当时也几乎异口同声地呼吁共和。如杨度等人在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时说：“革命事起，东南十余行省已在共和旗帜之下。欲求中国之保全，先求南北之统一；欲求南北之统一，先求北方实行共和。……夫使君主立宪尚可救今日之危亡，则度等素持此义，岂至今日而反昧然？特以时势所迫，断不能以党见之私，召瓜分之祸。且度等前此主张君主立宪，乃以救国为前提，而非仅以保存君位为目的；乃以促政治之进步，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勉图君位之保存。彼亲贵王公及顽旧之徒，在人民希望君主立宪之时，则主张君主专制；于人民希望民主共和之时，又主张君主立宪。既不能于未革命之先实行宪政，预消革命之萌芽，乃于既革命之后，又复反对共和，忍以皇室为孤注，拥护二百年一姓之私产，甘弃数千年文明之古国，何其本末倒置若此其甚乎？”如此说来，袁世凯由君主立宪论者转而成为共和主义者，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袁世凯成为共和主义者的事实，并不是我们今日刚刚发现。事实上，革命党人在清帝退位前后对袁世凯的赞赏与推许，已包含有肯定袁世凯思想转变的成分。1912年5月，有记者向孙中山问道：“先生让总统之位予袁世凯，是由于个人之意乎？抑以为如此更换更有益于国家乎？”孙中山明确回答：“两者皆是。因袁君鼓动共和久矣。”说袁世凯“鼓动共和久矣”显然与事实略有误差，带有一种故意推举的成分，但承认袁世凯已转变为共和主义者，则是孙中山的本意。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袁世凯彻底转变成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其实，他对共和的理解，对共和原则的把握都极为有限，和孙中山以及南方革命党人的领袖人物把共和主义作为绝对原则相比较，袁世凯自然要逊色得多。他虽然具有一些共和主义的新思想，但毕竟未出国门一步，毕竟从旧的营垒中来，因而他不可能成为完全的共和主义者。不过，诚如孙中山所分析那样，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既非全新之人，也非全旧之士，而正是如袁世凯这样新旧杂伴的有力人物，“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不知者致疑袁总统有帝制自为之意，此种思想，且非一省有然。故袁总统今日实处于嫌疑之地位，作事颇难，其行政多用半新旧之方针。新派以其用旧手段，反对者愈众，其今日欲办之事，多方牵制，诚不易于措施也”。
象征与实质：《临时约法》问题
如果上述分析不误的话，我们相信，正是由于袁世凯适时地转变为有限的共和主义者，才使他较为顺利地接替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