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袁世凯由君主立宪的真诚拥护者转而倾心民主共和，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内在心灵上的激烈冲突。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黄兴两位领袖对袁世凯必将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再三承诺，在一定意义上不能不对旧官僚出身、一心想成就一番大业的袁世凯起到相当的**作用。因为他坚信：“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自我。”只有掌握了权力，“假以时日”，才能从容地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成就自己的事业。但是，也必须承认，这种权力的**对袁世凯来说毕竟有限，一来他清楚地知道，孙、黄等少数领袖的承诺并不足以完全相信，即或他们的承诺出自真诚，但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个人的意见并不一定有把握左右革命党人的整体看法。事实上，当南北议和正在进行之际，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无论南方政府怎样解释，这一事实本身至少可以说明共和国总统宝座对袁世凯的**力并不具有决定的意义，他既然对他能否顺利地通过选举当上共和国总统“抱有相当的怀疑”，那么便可以断定他转而拥护共和并不完全取决于对权力的追逐。况且，此时的袁世凯在清政府的权力结构中已拥有绝对的势力，如果仅仅出于对权力欲的满足，他似乎不必迈出有可能承担“背叛诺言和国家长久分裂”罪责的危险一步。二来聪明如袁世凯者，当然知道民主共和体制下的总统既不可能世袭，且有政党政治的掣肘，日子可能并不好过。因此，如果说权力的**力对袁世凯转向共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话，恐怕权倾九鼎的清政府内阁大臣比共和总统更有力量。
在袁世凯由君主立宪转向共和主义的过程中，革命党人的承诺具有一定的**力，但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恐怕来自这样两种因素：
一是袁世凯和他的谋士们深知，民主共和已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人虽然尚没有亲身经历过民主共和的幸福与苦果，但在近期的未来，中国一定要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当此历史洪流滚滚而来之际，如果仍以君主立宪顽强抵制，不仅不能得到预想的效果，恐怕连清王室的最后利益也将丧失殆尽。唐绍仪说：“查民军宗旨以改造共和政体为目的，若我不认共和，即不允再行开议。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此次和议一辍，战端再起，度支之竭蹶可虞，生民之涂炭愈甚，列强之分裂必乘，宗社之存亡莫卜。”清政府陷入要么宣布共和，要么被革命党人推翻的两难境地。
基于这样一种现实，作为清政府内阁大臣的袁世凯“忧心如焚”，他“内察民情，外观大势”，清楚地知道，“实逼处此，无可转圜。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为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他建议清政府从速召集宗室王公会议，以定大计。换言之，此时的袁世凯已深知抵抗无益，只有赞成共和才是唯一的出路。在某种程度上说，袁世凯的这个建议已表明他不可能做清王朝的殉葬品，他相信民主共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