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学风呢？一个学校里，教员、学生，共同抱一种信仰，大家向那所信仰的方向走。清末的时候，这个学风就是欧化。一个学校里，能多请几位外国人，或多请几位洋文优长的教员，多造几座洋房，大家就高兴得了不得。自1917年至1920年间，大家所抱的信仰就是“文化运动”。那个时候，一旦讲起文化运动，大家都抱无穷的希望。现在又渐渐地消灭了。哪里还能用“文化运动”这四个字来唤起人们的精神呢？
对于这个问题，蒋梦麟表示现在所能勉强提出的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学术。但这办法实行起来很不容易。一来是提高学术，不是短促时期内所能办得到的。二来是不能马上用来出风头。三来是要在图书馆、实验室里用苦功，哪里能耐烦呢？所以要用提高学术来唤醒精神，养成一个学术化的风气，谈何容易？况且学术两个字太抽象了。哪一门学科不是学术？要提高哪一种？说提高学术，好像说要做好人。好人是人人愿意做的，不过要怎样做便成好人，这就是一个困难的答案了。提高学术，是人人所欢迎的。但怎样才能提高？要提高哪一种？普通地谈提高，是唤不起精神来的。
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是教育界一直难以很好处理的复杂问题。蒋梦麟素来认为，从事教育的不能绝口不谈政治。今日国中优秀分子，以教育事业清高而投身其间者，颇不乏人。若此班优秀分子绝不注意政治，将一任政客之摧残乎？教育家不关心政治，则学生亦将间接受其影响，将来政治之改良，将以何人负其责任乎？故同人以为政治一物，当分作两方面观：一曰政党与政事，教育界所不当涉足或干涉之。涉足政党，则政党之变迁，将影响乎学校，学校之破裂可立而待；干涉政事则阻碍行政，抛荒职务。二曰政论，若剖明是非，主张正义，启发后生，养成平民政治之习惯等，是教育界责无旁贷的事情，弃而不顾，是弃其天职。然而教育界如果抛荒学校事务，运动选举，口虽不谈政治，而实则贻祸教育，罪莫大焉。
基于这种认识，蒋梦麟早在1920年就与胡适、陶孟和、李大钊、高一涵等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强调他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他们。政治逼迫他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的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真民主的实现。
在蔡元培的精心主持和蒋梦麟的积极协助下，北京大学一方面与现实政治积极抗争，一方面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像一叶小舟在风雨中艰难行进。但到了1925年段祺瑞因“三一八”惨案“引退”之后，奉系军阀入主北京，北京的政治环境越来越险恶。翌年4月26日，蒋梦麟得知自己的名字已经上了军阀的黑名单，于是他只得在朋友的帮助下逃离北京，脱离北大。
回到阔别之所
国民革命军攻克杭州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正式成立，蒋梦麟出任委员，并兼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及教育厅厅长。1927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对全国的教育体制进行改组，实行大学区制，浙江设立第三中山大学，由蒋梦麟任校长。1928年初，反对大学区制的呼声越来越高。7月，浙江大学区改称国立浙江大学，仍由蒋梦麟任校长。10月，蔡元培辞去大学院院长，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蒋梦麟继任，并同意将大学院改为教育部，于是蒋梦麟又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任部长。
1930年11月，蒋梦麟因中央大学易长及劳动大学停办，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人发生冲突而辞去教育部部长，随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翌年1月就职，回到阔别五年之久的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