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对学生的态度是一贯的，作为一校之长，蒋梦麟对他的学生自然是真诚热爱的。但是有一点，蒋梦麟素来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斗争，更反对学生为了政治斗争而作无谓的牺牲。他素来认为，知识界参与实际政治问题要有两个条件：一、维持现状的实际政治，是不必参与的。因为维持现状的政治人物很多，不必知识界来供给。二、改革或革命的实际政治，才有参与的价值。然亦须以不妨害研究学术和较远的问题为界限。不然，知识界失去自己的本职，还有参与政治的资格吗？譬如五四运动，我们不能不承认有相当的效用，但结果还是一个失败。其流毒于全国学校，其害与驱逐几个恶人和阻止巴黎和约签字之利相比较，我们实难定哪个是轻哪个是重。政治恶劣如故，我们也看见的；学校成绩的退步，青年的堕落，我们不能不承认自大学至中学，全国滔滔皆是了！这样下去，不但现今的政治无法改良，将来的政治仍是没有希望。悬崖勒马，能发能收，这是知识界的本职。蒋梦麟强调，知识界要讨论或参与实际政治，决不可忘了自身的本职，那就是努力发展学术、科学、思想等。知识界于本身上站不住脚，根本就不配谈政治。
基于这种政治理念，蒋梦麟在主持北大校务的那些年里，虽然一再要求北大学生不要轻易地介入政治纷争，要求北大教师在参与政治纷争的时候，最好是使用自己单独的力量，而不要轻易地介入某些政治团体，但是，出于知识阶级最起码的社会责任心，蒋梦麟一直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保持高度的重视，积极充当社会良心，不断就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发表见解，并与志同道合者结成团体，以团体的力量做政治上的努力。
教育破产的根源
在蒋梦麟协助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务的日子里，北大实际上一直面临诸多困难。政治上、经济上的困难不必说了，而且还经常遇到一些人的故意捣乱。1921年4月28日午后，北大第一院二层楼西头一个讲堂内火起，延烧一室，而窗户皆上锁，幸有出版部诸人未散，发现烟焰，急呼人来救，乃得扑灭。此次是有人放火，万无可疑。因为四天前，二楼洗手间门后一只木箱内起火，发现一个鸡蛋壳内有硫黄臭味，幸发现尚早，没有酿成大灾。
大火扑灭后，蒋梦麟又在第四层楼一个讲堂内发现烟焰，门也是锁了的。开门进去看，火起于讲座下，讲座下置有蜡烛，正燃着，旁堆着鸡毛及讲义纸一堆，烛尚未烧到底，故未大烧起来。四楼上扑救很不易，放火的人可谓下毒手了。在这种条件下，如何能办好北京大学呢？
蒋梦麟在1922年12月发表的《学风与提高学术》一文中对“教育破产”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说，我们办教育的人，近来真觉得日暮途穷了。从前我们以为政治不良，要从教育上用功夫，养成人才，去改良政治。近年来，政治愈趋纷乱，教育界经济上和心理上，都因此受莫大打击。不但经济破产，精神上破产的征象已渐渐暴露了。于是数年前只讲教育，不谈政治的迷信，渐渐打破；一些学生借群众的势力，去干涉政治，如烧房子、围攻省议会、开国民大会等；一些教员批评政治，或发通电对于政治有所主张。此种举动，于实际政治问题不无小小的影响，但对于政治基本问题，还搔不着痒。若以学校本身而论，因此反惹起外患与内乱。我们办教育的人，更觉苦于应付。
当时的教育界确实处于蒋梦麟所说的这种困难境地之中。学校之中，人心惶惶。数年前勇往直前的精神，为沉闷不堪的空气所包围，好像一轮红日为黑沉沉的云雾所围绕。教育界在五四运动之后那些年所用于自卫或攻击的武器只有一件，就是罢课。但是这件武器一用再用，久已破烂不堪，不能再用了。自卫之道既穷，于是沉闷之气日甚一日。近来又发现一件很困难的事，即是“学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