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1月16日，北大法律系三年级学生林德扬在三贝子花园（今动物园）投水自杀，引起了知识界的极大关注。
五四运动开始前，林德扬因病在西山疗养。当他听说五四运动的消息后，立即赶到山下，抱病参加学生会国货维持股的工作，抵制日货，每天还写一篇白话文送到新闻股，帮助编辑新闻，到处奔走呼号。后来他又觉得诸同学为国货负贩，事倍而功微，非根本之计。而中国之所以贫弱，也主要在于没有实业作为基础。于是他个人纠集同志创办实业，拿出七百多元，自认巨股，在东安市场开设了“北京第一国货点”。以期以自己的行动为国人树立一个榜样，使中国人都来开点办厂。然而残酷的现实使他处处碰壁，他所经营的国货点也以失败而告终，实业救国的理想彻底破灭。再加上夙疾屡发，遂悲观厌世。
林德扬的死是“五四”后青年心理脆弱的表现，自然引起各界的关注和议论。19日，罗家伦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详述林自杀的情形和原因，并说出三个补救办法：一、美术的生活；二、朋友交际的生活（并男女朋友交际的生活）；三、确立新人生观。
21日，蒋梦麟撰文指出罗文的三个基本观点，都可以赞成，但对罗家伦文中的一些说法，表示不敢苟同，有必要加以申说。蒋梦麟认为，第一，中国人对于自杀不算是不道德，这是不好的观念。因为杀人尚有人要抵抗，自杀就无人能抵抗。所以西洋法律上对于尝试自杀者加以罪。宗教上也视自杀为罪过。天生我堂堂的一个人，要我自己保护。我不保护，还要自杀，岂不是罪？罗家伦把这个罪加在社会身上，我国这种恶劣社会，固当承受这个罪。但社会本来不能自己改良，要我们个人去改良它。社会还没有改良，我就把自己杀了。这社会还有改良的日子吗？
第二，罗家伦认为，中国自杀之风稀少，正是中国人心气薄弱的一种表现。对此，蒋梦麟认为，青年自杀也足以表现中国人心气薄弱。德国因中学功课太重，学生时有自杀的。但通行的风气是决斗，不是自杀。两人决斗，败者伤或死，伤也伤了痛快，死也死了痛快。这是人心强毅的表演。自杀是自示其弱。
第三，罗家伦认为，我们要奋斗到极点，才可自杀。蒋梦麟认为这也是不对的。他指出，我们奋斗到极点，还要奋斗。人家杀我，我没有办法，我们万不可自杀。过渡时代终有许多困难和失望的事，终要遇着许多荆棘。我们终须用大刀阔斧斩一条路。为后人造幸福，万莫灰心。生命只有一个，是可宝贵的，我们常常要抱乐观才好。
五四运动之后，青年学生另外一个心理倾向是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具有极大的兴致，而对于学习则多少有点忽略。1920年9月11日，蒋梦麟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语重心长地告诫北大学子，说他有一天在胡适那里谈天，胡适说现在的青年连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飞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其实连文化都没有，更何从谈新！蒋梦麟认为，胡适的话实在说得非常沉痛。所以我们此后总要立定志向，切实读书。还有一层，就是物理、化学等物质上的文化也应该同文字方面的文化并重。比如现在饥民这样多，因为交通等关系，赈济就这样地困难；有时传染病发生，也往往弄得手忙脚乱，死丧无算。这都是物质文化太不发达的弊病，我们不可不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