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学生全体集会欢迎蒋梦麟，蒋梦麟即席发表充满**的演讲，系统阐述了蔡元培之伟大精神，并由此勉励学生必须求学始能救国。他说：蔡先生这种伟大精神是怎样得来的呢？是从学问中得来的。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及。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地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比拟？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讲演，而作致国民书曰“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唯有青年学生。现在青年作救国运动，今日反对这个，明日反对那个，忙得不得了，真似“可怜年年压针线，为他人补破衣裳”。终不是根本办法。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日日补破衣裳，东补西烂，有何益处？深望诸君，本自治之能力，研究学术，发挥一切，以期增高文化。又须养成强健之体魄，团结之精神，以备将来改良社会，创造文化，与负各种重大责任。总期造成一颗光明灿烂的宝星，照耀全国，照耀亚东，照耀世界，照耀千百年而无穷。
蒋梦麟在北大毫无根底，他到了北大拿什么资格来替蔡元培代办校长事务呢？特别是因为蒋梦麟来自黄炎培的江苏教育会，而当时的北大有些教授特别担心江苏教育会对北大的野心，因而对蒋梦麟之来持反对态度。当五四运动发生不久，北京政府酝酿解散北京大学时，江苏教育会的黄炎培、蒋梦麟等人确曾设想过，万一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果真保不住了，他们就请北京大学的新派教授到南方，努力办好一个东南大学，作为新教育的重镇，而将北大交给那班旧派人物去搞。不论这种建议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北大同人对江苏教育会存有戒心则是合乎情理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大家一致拥护蔡元培返校主政，而蔡自己选定的蒋梦麟已经到了北京，如果不让他代替蔡元培又能怎么办呢？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假定不让蒋梦麟来做代表，连蔡先生也不回来了，仍就妨害了大局。于是从全局利益着想，与蔡元培关系密切的马叙伦等人在教授中做了许多疏通工作，化解教授们对蒋梦麟的敌意。不过，初来乍到的蒋梦麟也很识相，在出席教职员欢迎晚会的时候，很谦虚地说：“蔡先生派我来代捺捺印子的，一切请各位主持。”
对于蒋梦麟谦逊的姿态，北大教授们自然感到满意，于是评议会顺利通过蒋梦麟担任总务长代行校长职权。此后，只要蔡元培离开学校，蒋梦麟就顺理成章地代理校长了。
蒋梦麟的治事功夫和办事手腕不独表现在与教授的关系上，在他的治理下，一切均措置得宜，北大各方面的秩序很快获得了恢复，各方面均有宁息之象。教育部那些原先总与蔡元培为难的人，无不降心相从；先前不遗余力对北大攻击的安福系，也因蒋梦麟的到来停止了。北大因蒋梦麟的到来不独外得众心，而内部亦消灭许多反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