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这一“百年老店”中，蒋梦麟应该是到目前为止职掌校政时间最长的“老板”，然而或许是因为蒋梦麟后来追随国民党败退台湾等原因，蒋梦麟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并不被“新北大”所看重，北大“书写”的各种历史书中并没有给他相应的地位。
代蔡掌印北大
蒋梦麟是留学美国归来的教育学博士，是著名教育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与胡适之、陶行知等同门。回国后因黄炎培的关系参与江苏教育会，具体负责江苏教育会与北大合办的《新教育》杂志，由此与北大发生了某种联系，被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主讲教育学及教育学史。
蒋梦麟兼职北大教授，当然是因为他在《新教育》杂志的影响，另外两个直接的原因也不容忽视，即他既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得意门生，又与当时北大“明星教授”交情甚笃，政治理念、教育主张也相当一致。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在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指导下，北京大学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学生自然成为这次爱国运动的主体。所以事件发生后，北京政府对北大极端仇视。5月4日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召集内阁紧急会议，提出解散北京大学、撤免蔡元培校长的动议，后又不断扬言要“焚北大校舍，杀北大学生”，“以三百万金购人刺蔡”等。8日，北京政府内定由孔教会会长马其昶接替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随即下发三道命令：一、查办北大校长；二、整顿学风；三、由警厅将已释放的学生送法庭讯办。
8日午后，蔡元培获悉政府决定。他认为自己如果再不辞职，倘政府迫不及待，先下一令免其职，一人之不体面而犹为小事，而学生恐不免起一**，遂于当晚送出辞职呈文，请求自动解除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翌日晨悄然离京，经天津转赴杭州。
蔡元培是当时国内极富声望的大教育家，他的出走立即引起广泛的影响。当天，北京大学召集各校代表紧急磋商，宣布于即日起全体停课“待罪”，恳请政府下令对蔡挽留，万毋允准辞职，“以维学务而平舆情”。北大教职员代表李大钊、马叙伦、马寅初等也到教育部请愿，表示如果蔡元培不留任，北大教职员便有可能一致总辞职。19日，北京各校学生罢课；26日，上海学生也跟着罢课。
迫于无奈，政府接受了北大师生的要求。以教育总长的名义公电蔡元培，称“学府主持，非公莫属；众望所在，翘企同殷”。
对于政府的敦请，蔡元培起初并未答应。他认为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巴黎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和秩序，因为学生们很可能因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
在各方面的竭诚呼吁下，蔡元培坚决不回北大的想法也曾一度动摇。他觉得坚决不回北大也有点对不住北大和那些关心他的朋友们，尤其是胡适等人为他规划的五年十年计划，不应忽然一抛，且有一些经他签订的契约如聘请杜威等事情，都有可能因自己不愿返回而无法履行。基于这些心事，蔡元培对于重返北大也就半推半就，有了可商量的余地。
蔡元培能否尽快返回北大复职，不仅对稳定全国的学生至关重要，而且对北大秩序的恢复更是具有无人可以替代的功能。6月29日，与蔡元培关系极为密切的汤尔和从北京赶到杭州，晨8时至杨庄与蔡元培见面，历述蔡离开后的北大情形，并为言此后“出处之策”。鉴于蔡的一些为难处，汤尔和建议蔡可以接受回北大复职的要求，但不要急于回去，而是委派蒋梦麟前往代理。汤尔和的建议正好迎合了蔡元培对北大未来的担忧，即学生在五四运动胜利后难以管理，而蒋梦麟是研究教育学的专家，对学生心理状态有很深的研究与把握，且其学问手腕足以服人。学生心安，其余可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