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人对清政府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唯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政府“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向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的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政府已经没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推翻满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政府，对着满人。同盟会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热血青年对清政府不改革、假改革的回应。
清政府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革命**反过来必然反制清政府，促使清政府走向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政府形成巨大刺激。清政府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如此，清政府就可以缓解变革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政府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年后，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
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闹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政府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实行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儿时间，就从**到低潮。
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等一批革命党人并做了好朋友，还因为清政府不改革。现在既然清政府开始宪政改革，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儿都不让人奇怪。
1908年，宋教仁机缘巧合地与袁世凯等体制内大员建立了联系，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才华非常欣赏，希望宋教仁回归体制，参与立宪。然因种种原因，宋教仁并没有如袁世凯所愿回归体制。
武昌起义发生后，宋教仁受湖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与清政府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很显然，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预示了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
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面，中华民国实际上延续了过去十年的宪政改革，只是君主不在。
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宪政的原则在竞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是民国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须永远完全放弃，否则不足以宪政。
根据这样的政治理念，宋教仁进入民国后更加活跃，他的理想不是阁僚，而是阁揆，所以他按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努力打造议会第一大党，争取通过和平的议会竞争实现政党轮替，夺取组阁权。
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对民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就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大选中看到的那样，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时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步到位，成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先驱者之一。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谋取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遇到了巨大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