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1874年—1916年），字克强，号庆午、竞武。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
适值早春，又近清明，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究民主宪政的真诚、韧性。
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宋教仁为宪政而死，在许多人看来，有点儿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没有枪杆子，清政府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
宋教仁在晚清民初政治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政府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孙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政府势不两立，清政府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
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19世纪晚期典型的“80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义和团战争、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80后”的成长背景。
1902年，新政第二年，20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汉如果没遇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而然地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政府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
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政府虽说宣布新政，实行改革，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政府已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政府。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
按照清政府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对满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了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