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晚，驻防武昌的湖北新军工程营发生哗变，部分官兵不顾禁令冲出营房，夺取楚望台军械所，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并迅即公推楚望台当值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
辛亥革命第一枪
吴兆麟毕业于湖北参谋学堂，足智多谋，欣然受命后即部署炮队、工程营等哗变士兵连夜进攻湖广总督衙门。总督瑞激闻风丧胆，越墙而逃；第八镇统制张彪抵抗了一阵，终于也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仓皇而逃。
11日晨，枪声停止，义军代表蔡济民、邓玉麟、张振武等来到湖北省咨议局，希望与谘议局方面负责人最好是议长汤化龙就局势及未来交换意见，商量对策。
进士出身的汤化龙曾经留学日本，有着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广泛人脉，是几年前国会请愿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1910年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主席，是皇族内阁最早最坚定的反对者，其政治态度非常明白，那就是中国必须无条件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所以尽管对湖北新军昨天夜里的起义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他还是坦率地为起义军出主意想办法。他告诉义军代表：他个人对各位的义举深表支持，只是文人不知治兵，他个人可以出山，可以入伙，但实在没有能力去统领军队，去保卫武昌，去夺取汉口与汉阳，去指挥部队抵抗来自北方的军事进攻。所以比较好的办法还是应该去找黎元洪。
黎元洪出身于北洋，服务于湖广，应该说是张之洞一手**的新军将领。黎元洪的性格比较温和，与各路英雄都有结交，在官场上一路顺风，也是张之洞比较信赖的干才，湖北新军大约一半兵力都掌控在黎元洪手中。
听了义军官兵的介绍和邀请，黎元洪并没有像汤化龙那样很快答应入伙，据说他足足独自思考了三天三夜。10月13日，思想豁然开朗的黎元洪向义军代表表示：从此后，兄弟愿与各位同生死共患难，不计成败不计艰难。黎元洪终于踏上兵谏这条路，成为武昌义军首领。
湖北新军哗变引起清政府高度重视。12日，命军咨府、陆军部速派北洋新军精锐开赴前线，准备武力镇压。14日，朝廷起用赋闲三年的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责其全权处理。然而这些措施都没有收到什么效果，22日，长沙新军起义，湖南光复；陕西新军起义。23日，九江新军起义。30日，南昌新军起义，江西光复。29日，太原新军起义，山西光复。30日，昆明新军起义。
进入11月，各地新军起义更像得了传染病一样，接连不断，至11月27日，也就是武昌起义四十七天的时候，关内十八行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和山东四省继续效忠朝廷，另外十四省均先后宣告独立。最为诡异的是，这十四个独立省份基本上都是各省新军发动起义，宣布独立，宣布光复。
更为蹊跷的是，朝廷派来镇压武昌哗变的也是新军，不论是袁世凯，还是冯国璋、段祺瑞，他们都是朝廷命官，是新军将领，然而他们在与湖北新军简单交手后，竟然坐地言和，一起反逼朝廷就范，达成清帝退位、民国肇建的政治妥协。两千年帝制就此终结，两百多年的大清国至此瓦解，而导致这一系列结果的，竟然是清政府倾心构建培植的新军。
从忠诚卫士到掘墓人
原本应该成为大清王朝“忠诚卫士”的新军，为什么反而成为清政府的掘墓人呢？这确实是一个不得不说的历史教训。这与新军的创建、成军及指导思想有着密切关系，是好心办成了坏事，至少对大清王朝是这样。
新军的创建要从1894年甲午战争说起。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原广西按察使胡熵菜奉朝廷命令在天津小站运用西法编练十营定武军，总计四千七百人。第二年，胡熵菜调任平汉铁路督办，天津小站定武军便由从朝鲜归来的袁世凯接手，并按照朝廷意思将这支军队定名为“新建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