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严复对梁启超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评论，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似乎打了不小的折扣，梁启超除了爱出风头、自诩太过之外，并无实际本领和对中西社会文化的真切理解。很显然，这个评价并不合乎历史事实。“梁启超现象”在近代中国之所以发生和持久地存在，固然有梁启超个人素质与品格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的过渡性质和急剧变化着的政局需要梁启超这样的人。而且，严复在其晚年对梁启超的评价，虽然否定大于肯定，但其真实用意并不在于指责梁启超一个人，而是透过对梁启超个案的分析，揭示知识分子在急剧变动的社会中所应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其真实本意在于责备那些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寡廉鲜耻、私利熏心，不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而是以一己之私利、一党之目的为追逐目标。他说：“时事至此，吾于小人匪类，本无可责备，所责备乃贤者耳。松坡、任公皆此例也。当洹上灭亡之倾，合肥不出以组织内阁则已，出则必取志同道合之人，庶几于国有济尔，乃贸贸一任旧约之恢复；二为国会之招；三成调和之内阁。如此盖不待今日之纷纭，吾已决其必召乱矣。年愈耳顺，读遍中西历史，以谓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之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古之以暴戾豪纵亡国者，桀、纣而外，惟杨广耳。至于其余，则皆煦煦姝姝，善柔谨蒽者也。老弟前语谓：‘天下惟忘机者可以息机。’此语大须斟酌。纷纷势力之场，谓以忘机者当其冲，则明火暗潮，将以即息。呜呼！使人性而皆如是，则治术何难之有乎？”严复这里所讲的一些事实，未必皆是，但他对人心的揭示，对强人政治的呼唤，尤其是对“贤者”的责备，恐怕还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在民国最初的那些年里，党争纷起，乱象不已，这里除了政治见解的差异外，不可否认有严复所揭示的“人心”的原因。“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这种观感虽有江河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等“九斤老太”式的庸俗抱怨，但实在说来确也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当时中国问题之所在。由此反省，他对梁启超的责备就不单是针对梁启超个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他自己在内的一代知识分子。他写道：“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风气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而朝宁举措乖谬，洹上逢君之恶，以济其私，贿赂奔竞，跬步公卿，举国饮醒，不知四维为何事。至于今，不但国家无可信之爪牙，即私人亦无不渝之徒党。郑苏戡五十自寿长句有云：‘读尽旧史不称意，意由新世容吾侪。’嗟呼！新则新矣，而试问此为何如世耶？横览宇内，率皆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求一盗魁不能，长此相攻相感，不相得而已。”人心皆如此，中国前途何在？这既是严复晚年忧心忡忡的现实原因，也是他对梁启超求全责备之真意。
出于求全责备的考虑，严复一方面承认梁启超思想言论在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另一方面也对梁启超的自诩之辞和政治主张的现实可能性深表怀疑。他说：“梁任公素日言论，固有可观，惟其人稍患多欲，自诡于财政乃有特长，姑不论其政策如何，而处此中央号令不行之日，又将于何处期成绩乎？”从主观目的上说，梁启超或许是真诚地要为国家做些事情，但他不顾及现实的可能性，虽然在辛亥革命后由学者而从政，一任司法总长，再任币制局总裁，“但是他除了充当袁世凯的俘虏外，对司法界的黑暗究竟有什么改变？对币制的紊乱究竟有什么整理？”当整个社会秩序尚没有真正恢复的时候，个人的努力毕竟有限。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往往总是陷入个人的努力促进社会的变化，社会的现状左右个人的发展这种尴尬的境地之中。
通观严复晚年私人信札对梁启超的评价，一方面或许有助于我们对梁启超其人的重新认识，另一方面则引发我们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的重新思考。知识分子既要有积极用世的爱国热情，也应时常地反省自身的缺点，不要以极端功利主义的“经世致用”传统蒙骗了自己的眼睛，而应时常以淡泊的心情、学理的态度去面对一切。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思考，严复对他的门生说：“吾人不善读书，往往为书所误，是以以难进易退为君子，以隐沦高尚为贤人，不知荣利固不必慕，而生为此国之人，即各有为国尽力之天职。往者孔子固未尝以此教人，故公山、佛胜之召，皆欲往矣。而于沮溺之讥，则云：‘天下有道，某不与易。’孔子何尝以消极为主义耶？夫陶渊明可谓与世相遗极矣，然读黄山谷《宿彭泽有怀陶令》一首，乃知贤者用心，固非时俗所能妄测耳。须知世局国事，所以至于不可收拾如今日者，正坐此辈人纯用消极主义，一听无数纤儿撞破家居之故，使吾国继此果亡，他年信史平分功过，知亦必有归狱也。”于此，我们看到晚年的严复并非超然物外，两耳不闻窗外事，恰恰相反，他正以其特有的手段和智慧点评人物，批评时政。只是贤者用心，非时俗之辈所能妄测，以为时人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与用心，而期望将来的历史学家能够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然而，正像他无法真正理解梁启超一样，人们又怎能对他晚年的见解予以准确的阐释与把握呢？不过，本文作为尝试，力图勾勒出严复晚年心目中的梁启超的形象，“妄测”得准确与否，当然有待于“贤者”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