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以梁启超一生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护国战争而言，严复也持一种否定态度。他认为，“盖当过运之飘摇，干犯名义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芟夷顽梗，使大多数苍生环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事实上，当君主共和之争初起时，“此曹所争，不外权利，至于共和君主，不过所一时利用之口头禅。醉翁之意，固不在酒”。主张帝制，与反对帝制，虽然从表面上看阵线分明，其实质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两家宗旨，皆非绝对主张共和，反抗君宪，而皆谓变体时机为未成熟”。因此，在严复的心目中，梁启超“挥泪反袁”，与其说是为了共和理想，不如说是为了再次争风头，争权利，“揭开窗户说亮话，人人争权利耳”！
严复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固不可取，但当其被迫取消帝制之后，聪明的政治家应当以此为契机，为中国的未来发展重新规划，而不应矫枉过正，或乘机争权夺利。他说：“夫袁氏自受委托组织共和以还，迹其所行，其不足令人满意者何限！顾以平情冷脑，分别观之，其中亦有不可恕者，有可恕者，何则？国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单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则与前之力亡满清正同，将又铸一大错耳。愚以谓使国有人，而以存国为第一义者，值此袁氏孤危戒惧之时，正可与之为约，公选稳健之人，修约法，损其政权，以为立宪之基础，使他日国势奠安，国民进化，进则可终于共和，退则可为其复辟（此时亦不相宜），似较之阳争法理，阴攫利权，或起于个人嫌隙之私，似有间也。”不管严复在帝制复辟中起过怎样的作用，恐怕他这一分析未尝不击中梁启超等所谓反帝制派的要害。
在严复看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无疑是正义之举，但更重要的是后来者应当汲取袁世凯的教训，尽快恢复秩序，重建和平。否则，乱始乱终，实祸天下，主观意识与客观效果实际背离，正义之举并不一定都获得良好的结果。“任公、松坡与唐、任辈倡义西南，以责洹上之背约，名正言顺，虽圣人无以非之。所不解者，袁氏自亡后，不急出以把持国柄，除苛解娆，以建设共和不倾之国体，尔乃随然陵然，一听元二乱党所欲为，以此成麻痹不能进行之政局。然则当日起事，固未尝原始要终，自诡作如何之收束，而只以感情意气，或有所不便于己，而反抗之，名为义首，实祸天下。嗟乎！若今日之政局，真《诗》所谓‘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者矣。此非不佞私言也，试观西文各报，半年数月以来，于民党固无恕词，而亦有只字片词赞颂梁、蔡所为者乎？则旁观心理可见矣。”严复对梁启超、蔡锷的指责，原则上说并不一定能够成立，但这毕竟于传统的评价之外向我们提供另外一种思考的路线，即帝制的反对者是否真正深切理解中国国情？中国的未来前途是否只能在共和、君主这两个极端上？凡此种种，恐怕都值得我们重新研究和探讨。甚至连严复所提供的那种折中方案，恐怕也未必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佳选择。比如他说：“故吾辈于其国体，一时尚难断定，大抵独裁新倾之际，一时舆论潮热，自是趋向极端，而以共和为职志；数时之后，见不可行，然后折中，定为立宪之君主。此是鄙意，由其历史国情推测如此，不敢谓便成事实也。”后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已充分表明，这一主观愿望亦并不合乎中国国情。
“贤者用心之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