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带着这种沉重的心情度过了辛亥革命之后的最初日子，待到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严复觉得中国可能重建秩序，虽然对袁世凯的能力表示一定程度的怀疑，但仍对袁世凯寄予厚望，“外交团向以项城为中国一人，文足定倾，武足戡乱，即项城亦以自期；乃今乱者即其最为信倚之军，故外人感情，大非往昔，即项城亦有悔怯之萌。威令不出都门，统一殆无可望，使其早见及此，其前事必不尔为。义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旧清政府，去如刍狗，不足重陈，而应运之才，不知生于何地，以云隐忧，真可忧耳”。期望袁世凯拿出真本事，收拾残局，重建秩序。
实在说来，严复对袁世凯的期望，与梁启超当时的想法并无二致。当袁世凯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梁启超就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建议袁世凯在遵循共和原则的前提下，参用开明专制。他说：“政党之论，今腾喧于国中。以今日民智之稚，民德之漓，其果能产生出健全之政党与否，此当别论。要之，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除了语言上比严复的主张更为露骨外，在实质上，二人的思想倾向并无差别。而且，他们二人都参加了袁世凯的政府，确曾真诚地期望帮着袁世凯使中国政治走上“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
按理说，严复在与梁启超基本政治倾向比较一致的情况下，对梁启超的评价应该褒多于贬。然而，实际情况则不然。我们看到，此时严复心目中的梁启超，似乎依然一钱不值。他写道：“至于今日，事已往矣。（康、梁）师弟翩然返国，复睹乡纷，强健长存，仍享大名，而为海内之巨子，一词一令，依然左右群伦，而有清之社，则已屋矣，中国已革命而共和矣。徐佛苏之妖言，大虑终无可忏。黄台瓜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康、梁之于中国，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隐忧，窃愿其慎勿四摘耳。”对康、梁评价之低，恐怕无过于此了。
严复此处对梁启超的责难，主要是指梁氏在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在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过程中的作为。严复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固然为一大罪责，但揆诸事实与情理，似乎也有可以原谅之处，尤其重要者，帝制事件之所以发生，也未尝没有梁启超的责任。他说：“平情而论，即以任公本身即为其证，好为可喜新说，尝自诡可为内阁总理，然在前清时不论，其入民国，一长司法，再任币制，皆不能本坐言以为起行，至为凤凰草大政方针，种种皆成纸上谈兵，于时世毫无裨补，住祭去位，此虽洹上在位，志不得行，然使出身谋国，上不知元首之非其人，下不知国民程度之不及，则其人之非实行家，而毕生学问皆为纸上，不灼灼彰明较著也哉！虽然，任公自是当世贤者，吾徒惜其以口舌得名，所持言论，往往投鼠不知忌器，使捣乱者得借为资，己又无术能持其后，所为重可叹也！”言下之意，梁启超在辛亥后的种种主张与设想不仅不合乎中国国情，而且徒然添乱，于社会无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