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近代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何以如此？严复承认，如果仅仅如前从个人人格上加以说明未免过于肤浅和庸俗。他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一变再变，除了个人心理素质方面的原因外，更多地还应从中西文化冲突的广阔背景中来寻找。
“康、梁生长粤东，为中国沾染欧风最早之地，粤人赴美者多，赴欧者少，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其中如洛克、米勒登、卢梭诸公学说，骤然观之，而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则未有不熏染颠冥，以其说为人道唯一共遵之途径，仿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谬不然乎？（此说甚长，留为后论）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又其时赴东学子，盈万累千，名为求学，而大抵皆为日本之所利用。当上海《时务报》之初出也，复尝寓书戒之，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海。闻当日得书，颇为意动，而转念乃云：‘吾将凭随时之良知行之。’（任公宋学主陆王，此极危险。）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至学识稍增，自知当过，则曰：‘吾不惜与自己前言宣战。’然而革命、暗杀、破坏诸主张，并不为悔艾者留余地也。至挽近中国士大夫，其于旧学，除以为门面语外，本无心得，本国伦理政治之根源盛大处，彼亦无有真知，故其对于新说也，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逢迎变化之随波。何则？以其中本无所主故也。”
作为对中西学术文化都有深刻理解的严复，对梁启超的评价可能相当接近历史真相。当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进中国的时候，梁启超这样的人确实走在时代的前列，每每较为敏锐地追随西方思潮。但西方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诸种流派的分歧也甚为明显，因此，在严复看来，梁启超等人对西方的理解不仅相当浅薄，而且差不多停留在西方十七、十八世纪的水平上，对西方最新的思想动态、学术贡献则不甚了了。同时，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每每受到责难，故而梁启超这班新人物对中国的旧学也缺乏真切的感受。正是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才最终导致梁启超往往“逢迎变化之随波”，而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宗旨和主张。
“名为义首，实祸天下”
在严复晚年的心目中，梁启超一变再变的实在意义除了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外，似乎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地方。严复的这种评价，一方面或许有助于认识梁启超思想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显然取决于严复此时的悲观主义情绪。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严复的反应相当复杂，他既对清王朝的灭亡感到痛心与惋惜，以为在国人共和程度不够的情况下强行共和，除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之外，不会有多少积极意义。“往者不佞以革命为深忧，身未尝一日与朝列为常参官，夫非有爱于觉罗氏，亦已明矣。所以晓晓者，即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即自谓有程度者，其程度乃真不足，目不见睫，常苦不自知耳。”换言之，在严复看来，不是革命本身值得反对，而是革命的条件尚不充分具备。但是，既然革命已经发生，严复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并期望由这一事实所演化的后果尽可能地向好的方面转化，“自革命破坏以还，一跃而开所谓共和文明之治，其摧剥老物，盖百倍于往时”。虽然现状不甚令人满意，但严复期望不久的将来有强人出来收拾残局，或可望使中国尽快恢复秩序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