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何则？政治变革之事，蕃变至多，往往见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谓善矣，而收果转恶，是故深识远览之士，愀然恒以为难，不敢轻心掉之，而无予智之习，而彼康、梁则何如？于道徒见其一偏，而由言甚易。南海高年，已成固性。至于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自《时务报》发生以来，前后所主任杂志，几十余种，而所持宗旨，则前后易观者甚众，然此犹有良知进行之说，为之护符。顾而至于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個然暗杀矣；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往者唐伯虎诗云：‘闲来写得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以仆观之，梁任公所得于杂志者，大抵皆造业钱耳。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启，母子固未必生衅，西太后天年易尽，俟其百年，政权独揽，徐起更张，此不独其祖宗之所式凭，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为何如，所当之沮力为何等，鲁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已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夫曰‘保皇’，试问其所保者今安在耶？必谓其有意误君，故为太过，而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则虽百仪、秦不能为南海作辩护也。”
将清朝的灭亡统统归因于康、梁，未免过于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大有英雄史观之嫌。但严复的本意，无疑是在说明梁启超的主张一变再变给中国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后果，而是扰乱了社会发展演变的中国传统文化秩序，超越了社会的实际承受力，“不知其种祸无穷”，遂引发了此后一连串本不该发生的那些重大政治变故。
至于梁启超一变再变的根本原因何在，是否如梁氏经常自诩的那样，是以今之我难昨之我，今日为是，昨日为非，是紧跟时代潮流呢？对此，严复予以彻底的否定。他认为，梁启超一变再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追随时代潮流改变原来某些不合理的想法，恰好相反，梁启超几乎从来没有一个坚定的正确立场，即使某些主张可能并非错误，却也往往因其多变而被湮没。“大抵任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庄生谓：‘蒯聩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法文豪虎哥（VictorHugo）谓：‘革命风潮起时，人人爱走直线，当者立靡’；德文豪葛尔第（Goethe）戏剧中有鲍斯特（DrFawst）者，无学不究，最后学符咒神秘术，一夜召地球神，而地球神至，阴森狞恶，六种震动，问欲何为，鲍大恐屈伏，然而无术退之。嗟呼！任公既以笔端搅动社会至如此矣。然惜无术再使吾国社会清明，则于救亡本旨又何济耶？”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梁启超一变再变的合理性。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虽然像梁启超那样以已笔端搅动社会，使中国一变再变的人毕竟为数不多，但这些人操笔为文时究竟有多少爱国心，又有多少出风头的潜意识，确实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在急剧变革的那些年代里，洋务、维新、新政、革命等等不断变换花样的主张与口号，哪一个没有看到中国问题的症结呢？然而，哪一个又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了呢？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反思近代中国的历史，我们感到不无遗憾的是，近代国人不是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根本出路，而是社会中坚如梁启超这些知识分子们太不甘于寂寞，爱出风头的花样太多，从而使近代中国一个又一个实验都没有得到结果而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