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梁启超的影响，当事人基于自己的政治倾向和生活经历可以有不同的反应及感受，但从上述代表各种倾向的典型回忆中不难看出，他们虽然一致承认梁启超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出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不同思考，他们对梁启超思想的前后变化并没有放到梁启超所处的急剧变动的近代中国的实际背景中来观察，而更多地是以自己的理想去苛求梁启超。换言之，他们对梁启超缺乏起码的同情与理解，因而他们无法认识梁启超的真实形象，更不要说准确地解释梁启超毕生变化的真实心迹了。
梁启超多次变化的真实心迹及其变化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后果，我们已无从复原，但透过与梁启超有一定的联系，而在大部分时间又与梁启超保持一段距离、冷眼旁观的严复眼里，我们或许能够获得另外一种较新的感受。
严复与梁启超都是近代中国具有极大影响的宣传家，作为同业，他们二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相对友好的联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严复对梁启超的同情与理解应远比毛泽东、郭沫若、梁漱溟、胡适等人深刻而准确得多。他对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在袁世凯帝制复辟发生之前，严复曾致信梁启超说：“连日晤谈甚欢，引为平生快事。近年来，国家多故，朝野不宁，然治之之道，确如老弟所言，必先安内固本，尔后方克对外。此不易之理，而执事者且兢兢然以攘外为首，本末倒置，不知其是何居心也？物必先腐，尔后虫生；人必自侮，尔后人侮。今日吾等所能为者，除以文字报国外，他何敢言？”仔细体会严复的心迹，他不仅将梁启超因为同道与知音，而且实际上也是承认梁启超在近代中国“以文字报国”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然而经过袁世凯帝制复辟及其失败等一连串重大变局之后，严复“虽羁迹都下，名藏社会之中”，但由于政治上的杯葛，加“以肺疾缠绵，几于闭门谢客，不关户外晴雨”，使他得以冷静地反思一生中所走过的道路，其间也自然关涉那些与他有过一定关系的人和事，而对梁启超的议论与评判尤多。由于这些文字主要见之于严复写给他的亲朋好友的私人信札中，似乎并未准备在生前公开发表，故而更多地反映了晚年严复对梁启超的一些不同看法。
晚年严复依然承认，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梁启超确实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将中国导向发展繁荣的道路。而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影响将中国推向灾难沉重的深渊。严复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