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曾倡导变法维新，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梁启超无疑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人物。他“流质多变”，常常自诩“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俨然有紧跟时代潮流，处于时代最前列的自我评价。然而，历史的研究绝不以历史人物的自我感觉为依据，而是透过历史人物的言行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效果来分析。因此，至于梁启超多变性格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实际价值，恐怕还不能以其自我估价而定论，而是一个有待深研究的历史课题。本文不拟系统分析梁启超一生变化的功过是非，而拟透过严复辛亥后若干私人信札中对梁启超的评价作一分析，以期揭示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几个重要关头，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变化的实在意义。
搅动社会的“罪魁”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的真正确立，主要不是由于他在思想见解上的贡献，而是由于他捕捉时代信息的敏锐嗅觉、笔端常带**的宣传性文字以及他作为一个不完全的政治家的活动。特别是他那些宣传鼓动性的文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急剧变化，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不论这些人后来的政治倾向如何，他们无不敬佩梁启超的文字。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的毛泽东承认他在青年时代曾一度以梁启超为“楷模”，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郭沫若也认为，“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这个评价大体符合历史真相。
毛泽东、郭沫若的回忆，无疑更多地强调了梁启超思想影响的积极方面，而且侧重于梁启超一生中最辉煌的那些年代。事实上，梁启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只是由于接受者的不同需要而产生不同的感受。向来被视为颇为自负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梁漱溟回忆道：“《新民丛报》一开头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说》，他自署曰‘中国之新民’。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又一面指出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改造的；恰恰关系到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的双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时在报上有许多介绍外国某家学说的著作，使我得以领会近代西洋思想不少。他还有关于古时周秦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皆足以感发人。此外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先生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虽然现在看来，这书是无足取的，然而在当年却给我的助益很大。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徒在思想上。”梁漱溟在充分肯定梁启超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多少流露出一点并不满足的情绪。
这种不满足，或者说不满意，在深受梁启超影响的后辈学子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说：“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课外的书籍。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像是在这时代读的。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往前走，他倒打住了，或者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很显然，胡适的失望主要是由于梁启超有的时候裹足不前，有的时候却又变化多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