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讨论辛亥革命的时候，一般都注意到了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发展上的意义，注意到这场革命不仅将清帝赶下台，而且在终结了两千年帝制后，并没有乘机建立汉人的帝制国家，没有重现中国历史上常演常新的改朝换代戏码，而是为中国政治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些讨论都是对的，只是放到大历史场域中去观察，显得还不够。如果一场革命不能在社会经济层面发挥功能，这场革命总显得有点不足，或者不够到位。从这个观点回望一百多年前的这场大革命，辛亥革命究竟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多大作用呢？这很值得研究。
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
辛亥革命并不只是1911年那一年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过程，至少要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孙中山觉悟到要推翻清政府、驱除鞑虏、重建汉民族的国家开始。从这个比较长的时段进行思考，就会发现这场革命不仅具有政治史意义，而且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
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是1895年签订的中日讲和条约，这个条约由于在日本马关签订，因而又被称为《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意义及其对中国的作用，在过去一百多年的研究中，其实存在着不同看法。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强调《马关条约》对中国的伤害，割地赔款，引发了帝国主义稍后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个结论当然有其存在的依据和正当性，只是如果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层面说，《马关条约》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我们知道，甲午战前，中国坚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坚守中国本位，有选择地对外开放，当然也就实行了比较严格的经济管制，不仅严格限制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而且对于外来资本基本上不开放、不接纳。所谓短短三十年就使中国恢复了康乾盛世似的辉煌，构筑一个据说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几的经济军事奇迹。这个故事并不假，只是发展的代价太残酷，牺牲也很大。如果从经济层面上说，其实就是清政府凭借着国家垄断而获取的超额利润，中国的民间资本并没有在那三十年高速增长中获得相应成长，外国资本也没有机会分享中国发展成果，共享发展机遇。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处在一个孤岛状态。所谓发展，其实就是一种高度管控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借用、移植了东西方的技术或发展成果，同时坚定不移地拒绝同任何人分享，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洋务新政的问题显然不合乎世界潮流。我们知道自从工业革命发生后，自从新航路开辟后，资本逐渐走向全球化的趋势。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为了竞逐利润，资本一定会无孔不入。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其实都能从这里找到密码。中国如果善待资本、利用资本，发展就顺利、就健康，反之如欲垄断驱逐资本禁止资本的自由流动，发展就不会顺利，就不会健康。这就是洋务新政的问题之所在。
由此反观1895年的《马关条约》，那里当然有战争胜负双方的利益冲突，有割地、有赔款，这是近代战争没有办法的事情，愿赌服输，中国只能认下这笔账。但这些项目从资本发展的历史看，并不是甲午战争最重要的结果。《马关条约》带给中国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中国被迫允许外国资本自由地进出。
根据《马关条约》的约定，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内地自由创办各种企业，并享有进出口贸易优惠关税的待遇。再根据中国早前与列强达成的共识，各国享有利益均沾的权利。于是我们看到，甲午战争后不久，中国的面貌全然改变，先前凭借政府垄断的经济畸形增长让位于国际资本的共同开发。短短几年，中国利用外国资本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构建了一个全国性的铁路路网，沉睡数万年的矿产资源终于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获得了开发。这才是甲午战争带给中国的巨大变化，不论从正面还是从反面去理解，这个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