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温和主张并不被陈独秀所接受，陈独秀或许也是基于林纾等人的刺激，以不容讨论的姿态表达自己的主张，这实际上开启了一场原本不一定会出现的文化论争。陈独秀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之也。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讨论也。”
古文家的理由或许如林纾所说，“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但陈独秀的态度无疑是一种新的文化专断主义，这种文化专断主义如果所持立场是正确的如白话文学论，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从这个立场出发，人人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是正确到不容别人讨论，只能执行、采纳的程度，恐怕问题也不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的所谓新传统主义，其实所采纳的思路、理路，都与陈独秀的主张和致思倾向几乎完全一致。
当然，正如胡适所说，陈独秀这种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胡适等人一年多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到1917年底，文学改革思想已经赢得许多北大学生的热情支持，其中包括傅斯年、罗家伦。
在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人讨论的基础上，傅斯年提出“文言合一”的方案，以为文言、白话都应该分别优劣，取其优而弃其劣，然后再归于合一，建构一种新的语言文字体系。他的具体办法是：对白话，取其质，取其简，取其切合近世人情，取其活泼饶有生趣；对文言，取其文，取其繁，取其名词剖析毫厘，取其静状充盈物量。简言之，就是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词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重新建构一种新的语言形态。
与傅斯年情形相类似的还有罗家伦。罗家伦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又与蔡元培是绍兴小老乡，因而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如鱼得水，很受蔡元培的器重和栽培，所以他后来成为北大乃至全国的学生领袖，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北大“三剑客”之一。
傅斯年、罗家伦的加入，为文学革命在青年学生特别是北大学生中赢得了支持者，他们在1918年和1919年所写的文章，促进了文学改革在青年中的流行，渐渐减轻了文学革命来自青年学界的压力。
不过，更值得指出的是，文学改良、文学革命在1917年虽然闹得轰轰烈烈，其实那时真正站出来公开反对的也不多，静观其变、等待新文学实际成就的还是大多数，然而在那时真正用新文学、白话文完成的作品也没有出现，即便是那些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政治散文，虽然鼓吹新思想，鼓吹文学改良、文学革命，但其表达方式差不多也都是文言，像傅斯年的几篇文章就是如此。这就构成一种反差非常强烈的讽刺，当然也引起了文学改良者的自我警醒。傅斯年自我反省道：“始为文学革命论者，苟不能制作模范，发为新文，仅至于持论而止，则其本身亦无何等重大价值，而吾辈之闻风斯起者，更无论焉。”所以，到了1918年，新文学的倡导者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精力用于新文学的创造与尝试。
1918年1月起，《新青年》在北大六教授的主持下全新改版，改为完全刊登白话文作品，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于是风气大开，知识界真正开始尝试用白话文写作各种文体。这就是胡适所期待的“建设的文学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