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陈独秀的主张首先获得钱玄同的支持，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味。大家都知道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都知道章太炎的文章从来都是典雅古文，一部刻意用古汉语且尽量使用冷僻字写成的《馗书》既难倒了许多读书人，更使许多读书人甘拜下风，自叹弗如。中国读书人从来都以听不懂看不懂为学问的最高境界，不懂就不敢反对，这是学界向来的弊端，但又是最没有办法克服的。
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章太炎其实还是近代中国白话文运动的鼻祖。大约在东京办《民报》的时候，章太炎就尝试着用白话进行演说和著述，当然这些演说和著述大致都不是纯粹的学术文字，而具有教育普及、学术普及的意味。他在那时所作的一系列演讲，后来被结集为《章太炎的白话文》出版，集子的出版时间虽然较晚，但其最初发表则在1910年创刊出版的《教育今语杂志》上。
《章太炎的白话文》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甚至有人怀疑这本书究竟是不是章氏本人的著作。这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钱玄同，因为这本由张静庐策划的小书中就误收了钱玄同的一篇《中国文字略说》。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章太炎、钱玄同师徒两人可能都比较注意白话文在述学中的可能与尝试。这个尝试似乎比胡适的尝试要早好几年。所以当胡适欲以白话作为中国文学正宗的文学改良论发表后，自然能够与钱玄同的思想意识接上头，获得积极反响与回应。
紧接着，刘半农也在《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对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主张予以积极回应，对胡适的“文学八事”、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及钱玄同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等文学主张“绝对表示同意”，复举平时意中所欲言者，提出自己的文学改良观。
引发一场文化论争
新文学阵营的多样化、多元化是客观事实，其实当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之后，胡适就意识到这一点，就觉得陈独秀的主张与自己的主张有着很大不同，至少自己是准备以学理讨论的方式进行，而陈独秀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胡适致信陈独秀说，文学改良这种事情，其是非得失，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内学术界各方面人士能平心静气与我们这些倡导者一起研究这个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我们既然已经打出文学改革的大旗，当然不会再退缩，但是我们也决不敢以我们的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
很显然，胡适的这些温和的主张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态度，而其之所以在这个当口再次重申，也不是没有来由。因为当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当代古文大家，也是不懂西文却是西方文学名著翻译大家林纾就于2月8日在上海《国民日报》著文商榷，题目就叫作“论古文之不当废”，观点鲜明，理由不足。最引人发笑也反映出林纾最诚实的一面，是他说的这样一段话：
知拉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
林纾的这个说法原本并没有什么不妥当，因为根据他对西方近代文化发展史的了解，西方人讲维新讲变革，不仅没有将拉丁文作为文化垃圾予以废弃，而是有意识地从拉丁文中汲取营养，作为近代思想文化的资源。然而，林纾这个比较平实比较温和的说法在被胡适、陈独秀等人大肆渲染之后，则成为一种比较荒唐的文化主张。胡适说：“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声机器，何尝不能全像留声之人之口吻声调？然终是一台机器，终不能“道其所以然”。接着，胡适以调侃的口吻挑剔林纾文中的表述毛病，用现代文法去分析林纾古文表达中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