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在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谱系中，陈独秀、胡适以及学生辈的傅斯年、罗家伦在后来占了上风，成为主导，所以在他们自觉不自觉营造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谱系中，林纾基本上是个反面形象，被定位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甚至带有莫名其妙的小丑色彩。这显然是不真实的。不过，从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一系主流话语来说，他们将林纾定位为反对派、守旧者，也是有根据的。其中根据之一是当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交往工具时，林纾提出了一个很有力量的反对意见。
林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吗
按照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话语的判断，林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因为林纾坚定地反对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中国人交往的唯一语言工具，而后来的事实是如水的白话真像胡适、陈独秀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中国人的唯一语言交往工具，文言真的成为死文字，于是林纾也就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上的反对派。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历史演变确实如此，但他们所描绘的新文化运动谱系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林纾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他之所以能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路径提出不同意见，是因为他研究过白话和文言问题，研究过白话为什么不应该成为中国人“唯一的”语言工具，研究过文言为什么不应该完全放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林纾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而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大约正是他和那之前几代人的尝试和实践，才为胡适、陈独秀准备了文学革命的基础。只是胡适等人在后来回顾建构五四新文化运动谱系时，有意无意忽略了林纾的贡献，片面扩大了林纾的反对意见而已。
白话文运动确实是胡适提出来的，确切地说是胡适的说法和倡导终于引起了知识界的重视，引起文体改革从个别人的行动走向一个知识群体的共同试验。这是胡适和陈独秀的功劳。不过，正如过去许多新文化运动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白话文在过去中国很长时间并不是不存在，只是这个文体没有登上大雅之堂，没有成为文化的正宗，看看唐宋以来佛教语录，看看在知识界和一般民众那里都流传甚广的《朱子语类》，我们就应该承认白话文并不是到了近代才有，大约始终作为口头语言在流行在使用，古人的口头表达大约也不是书面的文言，只是落实到书面上，为了简洁，为了准确，大约才转换为文言。这大概是中国语文发展的真实状况。
胡适和陈独秀的贡献，就是把这个口头表达的语言转换为书面语言，并以这种口头表达的语言彻底替换了书面的文言。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和后来引起争论的症结。
从新文化发展脉络看，胡适1917年初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确实抓住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是陈独秀在《甲寅》时代一直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怎样在思想文化层面为中国寻找一条坦途，并真正获得落实，因而胡适的这篇文章在陈独秀那里有正中下怀的感觉，而且他的老革命党人脾气，使他觉得胡适的什么“改良”，什么“刍议”等，实在是不温不火，过于与旧势力周旋，过于担心旧势力的攻击，所以陈独秀以老革命党人的气势，心甘情愿成为全国学究之公敌而在所不辞，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声援胡适，其实是将胡适不温不火的“文学改良”变成了陈独秀风风火火的“文学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