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打破南北僵局、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这些都是按照既定程序一步一步进行的，并没有多少意外。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此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让权、让位的美丽传说其实只是单方面的牺牲，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将权力让渡了，但南京临时政府在此后的民国法统中反而毫无地位。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甚至连民国前史都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有那个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在袁世凯等人眼里也什么都不是，连虚情假意恭维几句的心情都没有。至于孙中山费尽心力巧妙设计的《临时约法》，更是被袁世凯等政治领袖视如敝屣。一个原本美丽的传说，到后来却成了政争的口实，成为孙中山奋起抗争的内在动力。
历史无法遗憾
尊重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然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尊重历史并没有得到完整贯彻。孙中山不管心中有多少憋屈和别扭，他依然遵守先前的郑重承诺，在清帝退位后立即宣布辞职，推举袁世凯接替。但是袁世凯政府在此后十几年的民国法统中，却忽略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好像南京临时政府只是中华民国成立前的一个可有可无的插曲，正式的中华民国是从袁世凯宣布就职开始的。
当然，民国前半期的政治这样处理有其自身原因，因为孙中山和他的同志确实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被迫流亡在外，不知道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情形，即便知道新政，知道预备立宪，由于政治斗争，由于戴着有色眼镜，因而也就不能给予公平合理的评价，而是一概视为清政府的欺骗。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看，这种批判当然有自己的道理，只是这种批判确实不能概括晚清最后十年政治发展的真实情形和逻辑。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发展从新政到立宪，走的其实就是一条精英政治的路线，这条路线虽然也要求提升民众的识字水平，比如各省咨议局选举时，要求对选区内咨议局议员投票，但总体上说这种精英政治是一种西方近代典型的民主政治架构，是精英的而非民众的。这一点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设想的全民政治、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毫无关系。至于革命后，按照孙中山的设想，还应有一个比较长的军政时期，大约有军事管制的意思。之后方才进入训政，训政多久，也很难说。至于何时实现宪政，将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
孙中山的这些设想正确与否以及是否合乎中国国情暂且不论，但是很显然这些设想与晚清以来从新政到君主预备立宪的精英政治路径毫无相似之处。而袁世凯正是晚清精英政治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所以当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政治理念中，又怎会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又哪能一步一步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中华民国在袁世凯时代直接进入了宪政时期，这或许可以说是袁世凯接续晚清民主政治变革往前走，依然是一种没有君主的立宪政治。
然而从尊重历史的层面说，南京临时政府在民国法统中没有地位，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那些理论上的创造也不被采纳，甚至根本不被提及。孙中山后来一再强调“革命尚未成功”，或许其内心深处就是从这个层面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民国成立了，可是他们为中华民国准备的理论资源及政治架构统统被弃之如敝屣。这怎能不让孙中山感到憋屈和别扭？
仅仅在理论上不被重视也就算了，如果中华民国在正式开张之后，能够善待孙中山这些革命元勋——比如袁世凯竭力劝说孙中山、黄兴不要放弃政治，为了国家前途大家应该一块儿干，就像劝说梁启超、章太炎那样真诚与坦诚。比如在新成立的议会中为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留个位子或至少争取一个位子，让他们在职业政治家的位置上发挥作用，后来的历史肯定就不一样了。然而，袁世凯这一批老到的政治家不知是真的粗心大意，还是从骨子里根本瞧不起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总之，袁世凯在中华民国正式开张后顺水推舟地以为孙中山真的要去修铁路了，真的以为孙中山相信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民生主义一项了。
袁世凯的这种失误为民国初年的政治纷争留下了机会，这不仅是权力傲慢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袁世凯这批自视甚高的政治家没有将尊重历史、善待前人的原则贯彻到底的必然结果。袁世凯利用孙中山等革命家的谦虚将他们排除在现实政治之外，结果却在事实上为自己的新政权预置了一个敌对力量。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原本可以朝气蓬勃向上发展，然而为时不久就陷入持久的党争甚至战争。这是非常可惜的，但历史无法遗憾，历史有它自己的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