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来说，无疑是个巨大转变。立宪党人特别是东南大佬张謇、赵凤昌等人不仅支持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而且还联名致电摄政王，劝其认清大局，转向共和，为皇室换取最后尊严，为历史留下一段美好回忆。
让清政府承认共和，也就是逼着清帝退位。因此在此后几天的交涉中，清政府开始犹豫，因为这毕竟牵涉一个王朝的终结。
清政府不愿退位的可能性，南方立宪党人大概都有详细估计，因此他们开始准备利用革命党人成立一个“临时的”政府，以此逼退清政府，实现从君宪到共和的转折。
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特别是上海光复后，确实一直忙着筹建新政府，只是革命党人在过去十七年中一直流亡海外，他们对国内政治发展缺少了解，又没有多少有用的人脉，所以革命党人要想成立新政府，不能不求助于立宪党人。而革命党人中的黄兴、宋教仁等，在这之前都与赵凤昌等立宪党人有过一些联系。所以等到孙中山12月25日回到上海，第二天“拜码头”朝拜赵凤昌时，赵凤昌一句“开府建基”点破其中所有玄机与奥妙，此后不到一星期，一个全新的“临时政府”就在南京宣布成立了。
从“内阁制”到“总统制”
赵凤昌的提示深刻启发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此后，孙中山多次前往惜阴堂求教，与赵凤昌及南北政界要员协商统一建国诸要政，特别是对于怎样网罗英才、兼纳众流、如何筹款、化解财政困境等，赵凤昌都有很好的建议。熊希龄、庄蕴宽、汤寿潜、张謇等人，也都是赵凤昌向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推荐的。赵凤昌从立宪党人一变而成为南方革命党仰仗的重要靠山，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后南北关系的突破，起了很大作用。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请教赵凤昌是事实，赵凤昌真诚提供帮助也是事实，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大家其实并不明了赵凤昌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连赵凤昌的儿子赵尊岳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他在《惜阴堂革命记》中以为他的老子赵凤昌是利用革命党人去倒袁。这个看法显然不真实。
其实，如果回想赵凤昌在孙中山抵达上海前一直帮助袁世凯，帮助南北和谈的事实，就知道赵凤昌乃高人高招，他是要利用南京临时政府打破南北谈判的僵局。赵凤昌不仅没有背叛疏远袁世凯，而且在用孙中山为袁世凯化解危机和困境。道理非常简单，就在赵凤昌向孙中山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唐绍仪发给袁世凯的电报，要求清政府承认共和并以国民大会形式公决未来国体和政体的建议犹如泥牛入海，朝廷用了一个星期都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个僵局在已有的南北和谈框架内很难打破。
还有一个重要障碍是，如果没有南京临时政府的过渡，而直接通过南北和谈将清政府的权力移交给袁世凯，那么袁世凯势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尴尬的人物，成为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奸臣，这既是袁世凯所不愿为的，他的这批朋友当然也不会让他这样做。而现在如果用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予以过渡，则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那么浑然天成。
更重要的一点是，孙中山恰恰也有这种想法。我们知道，孙中山自武昌起义至回国，始终没有“非我不可”的想法，他多次通过与国内同志的联络表达自己对未来政治架构的看法，他以为假如真的有机会成立新国家、新政府的话，首选非袁莫属；退而求其次，也应是首义英雄黎元洪；如果一定要有革命党人，那么在现场的黄兴才是最佳人选。基于这样的判断，在同盟会先前讨论即将筹组的革命临时政府时，宋教仁的内阁制自然成为首选，因为不论是袁世凯，还是黎元洪，他们毕竟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为了整体利益，为了权力制衡，内阁制也就成了同盟会的内定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