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成功，这一成功既鼓励了国人向西方寻找马克思主义，也一度引起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觉，以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便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胜利。他们曾不无欢欣地说：“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地做起贫富一般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俄罗斯来的电报，格外得人注意，过激党分子的消息，特别得人欢迎。”俨然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者、支持者自居。
然而，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的不断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逐渐明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他们的理想，恰恰相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俄国人所信奉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信条，恰恰是他们的“先觉”师复毕生致力于反对的“集产社会主义”之类的东西。于是他们幡然醒悟，意识到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目前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软弱且内部分裂的政府，而是来自和他们同样处于奋斗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这样，他们便不得不把斗争的锋芒对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方面。
最早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发起攻击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当数黄凌霜。黄为刘师复的弟子，时在北京大学求学。他比较忠实地继承了刘师复的政治理念，仍将社会主义分成两大派，即“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前者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后者为马克思的学说。他说：“马克思的集产主义，现在已不为多数社会党所信仰。近来万国社会党所取决的，实为共产主义。”故而他表示“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可以说，在反对马克思的学说方面，黄凌霜的观点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少新发展，基本上是在重述刘师复业已讲明的那些东西。
倒是在谈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某些问题时，黄凌霜多少表现出一些重要见解和值得重视的预言。他说：“无政府党人以为国家的组织，从历史上观之，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现在（俄国）教育、国教，和保护领土种种大权，都在政府掌握之中。若更举土地、矿山、铁道、银行、保险等等给了他，谁保国家的专制，不较现在还要利害。我们的首领，谁保他们不变了拿破仑、袁世凯呢？”黄凌霜预感到如果像俄国苏维埃政府那样的政权组织形式，缺少必要的权力制衡与约束，就极有可能走上个人独裁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