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垮台，对于刘师复来说，显然已经达到了革命破坏的基本目标，但旧的观念、旧的道德似乎依然束缚人心，于是他发愿从自我改造始，培养一代具有极强自律精神的新人。“吾人处今日不正当之社会，受一切伪道德恶制度之熏习，所作所为，恒日与非理为缘而不自觉。顾吾人各具良心，苟明知其非，又何忍以己身甘犯良心之不韪！用特举最显最大之数事，凡吾人良心上认为违背真理者，相与戒而不韪。设为信约，名曰心社，将以求当世同具此心理之教言，倘不我遐弃，相约相勉，养个人之良德。用振厉乎流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一切伪道德恶制度之破坏，庶几不远矣。”很显然，刘师复此时思维的重点不是要再破坏什么政府，而是那些束缚自我的伪道德、恶制度。这虽然已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但实际上已不蕴含那么重要的政治意味。
在191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刘师复的所思所想可以说都是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而他的无政府主义，其思想实质就是《新世纪》的那些主张，即民主共和革命为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过渡物”，无政府主义在共和革命业已成功的时代里所要从事的唯一革命，就是要随时做好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全面准备，随时迎接世界大同的到来。故而他在1912年所写的几篇文章，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其主观目的是要超越共和阶段，而实现人类大同的无政府主义。这几篇文章的题目是：《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与平等主义》《废婚姻议》《废家族主义》。由此不难看出，如果中国政治不发生急剧性的变化，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只能在小范围中传播和在小规模中实践，并不可能形成更大规模的影响。
既然师复主义的思想宗旨在于打倒一切强权，以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那么我们便不难理解，作为辛亥革命之前极端激进的政治活动家，何以在辛亥革命之后一度隐居乡间，而当面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袁世凯政府发生正面冲突时，竟然又采取超然物外的姿态。“会二次革命军发难湖口，（无政府）中党同志所以倾覆袁氏专制政府，党事进行必较易，因相率参与其事，君独不谓然，屹然不动，经营其传播事业益笃。且即于此干戈扰攘之时期中，完成其艰难缔造之《民声》而布焉。其特立独行不靡于物之风概，餐之有素矣。”他的理由并不特别，只是基于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强权的立场，以为以政府倒政府，终无善果，于是屹然不动，专心一意地传播无政府主义。道不同不相为谋。刘师复不愿支持或偏袒任何一方，而专注于自己所愿从事的事业，试图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正是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配下，刘师复虽然对孙中山“以政府倒政府”的政治斗争不愿介入，但他却充分利用时机，试图于混乱的政治格局中策动平民起义，推翻政权。1914年8月，上海发生漆业工人大罢工的风潮，刘师复曾著一文，指示中国劳动运动的进行方针，而归结于革命的工团主义。遗憾的是，尚未等到这篇文章正式刊布，刘师复不幸英年早逝。
假使刘师复不是这样早地去世，那么按照他的思想发展趋势，必将更进一步地推动中国劳工运动的进程，在中国资本主义制度日趋成熟与发展的同时，必将在其社会内部形成一个健全而有力量的劳工阶级。可以说刘师复的主观意图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建设无政府共产主义，但其实际后果只是培养与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所必备的劳工阶级，这个阶级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但它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恐怕必然要屈从于整个社会制度。
对苏式社会主义的质疑
刘师复突然去世，对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他之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虽然一度规模宏大，但真正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者却少有其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实际上一度陷入青黄不接、日趋萧条的境地。
